引子
早在遥远的地质年代，华北平原还是一个巨大的海湾，海浪千年万年地拍打着太行山东麓的那片蓝色的海滨。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黄河开始挟沙东下，像是一个激情澎湃的雕塑师，不断创造，又不断把它的作品深深掩埋起来。伴随水沙运动的伟大历程，源源不断的黄土泥沙挤走了曾经的蔚蓝，一片25万平方公里的新大陆浴水而出。黄河挟裹来的肥沃土壤、新大陆的温润气候，吸引着刚刚走出蛮荒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耕耘定居，繁衍生息，孕育出华夏文明。
然而，这又是一条桀骜不驯、多灾多难的大河。曾几何时，暴戾的黄河以其善淤、善决、善徙的秉性，让这片东方新大陆几经蹂躏与灭顶，演绎出几多悲怆的记忆。
面对这条爱恨交加的大河，几经岁月的博弈，人类以筑堤导河为武器，揭开了治河防洪的序幕，一部以修堤为主旋律的黄河防洪史从此书写。
这是世界上修建最早的防洪工程，这是维系东方文明的代表性工程。多少年来，矢志于呵护灵魂家园的炎黄子孙，用心智进行着不懈的思辨和探索。
建设篇
据史载，黄河堤防，最迟在距今２７００年前的西周就已经出现。
先民们在与黄河洪水不屈不挠的抗争与共存中，堆土成堤，以堤束水。于是，便有了共工和鲧“障堵洪水”的传说，流传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的谚语，留下了“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的古训。
春秋时期，黄河下游日渐开发，沿河诸侯相继筑堤。“壅防百川，各以为利”，这是关于黄河下游筑堤为防的最早记载。对于战国时期的黄河堤防，“治河理论家”贾让曾在他著名的“治河三策”中这样描述：齐国因地势低下，首在“距河二十五里”的地方修起堤防，洪水由西向东时被齐堤挡住，折而流向赵国和魏国，则赵国、魏国也在“距河二十五里”处修堤挡水，河水就在“五十里宽”的河床内自由游荡。
由于各诸侯国竞相筑堤，黄河堤防迎来了第一个建设高潮，并留存下史前稚嫩的“方略”：顺水在旁侧筑堤，大堤断面要下大上小，种植荆棘固土，间种柏杨作为抢险时的备料。
但这种“各以为利”的结果是堤防缺少统一规划，以致工程标准不一、堤距不一。秦统一全国后，散落在华北平原的堤防开始走向“统一”。西汉时期，迫于黄河不断决口泛滥，黄河堤防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许多河段的堤防还被修成了坚固的石工，称之“金堤”。东汉王景治河后，治河工程项目主要是修堤。在汉朝的力挺下，王景率卒数十万，开凿山阜高地，破除河道中的阻水工程，在新河道两旁再次修筑了系统的堤防。“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可以想像，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笔走龙蛇，横卧在“悬河”两岸黄河大堤该是华北平原何等壮观的风景。
黄河堤防的出现，终结了黄河曾经漫流的洪荒时代。在堤防的约束下，放荡不羁的黄河暂时变得温驯起来，散漫于平原上的河道逐渐合而为一，黄河水害得到平息，大面积被淹耕地重焕生机，下游河槽出现了一个相对安流的局面。
与此同时，原始意义上的“堤”不断得到扩展。公元前６５１年，齐桓公召集天下诸侯，在葵丘商谈治黄大计，提出了“无曲堤”的法规，严禁各诸侯国修筑阻水、挑溜的弯曲堤防。五代北宋时，又有了双重堤防之说，到了元明时期，堤防按位置及用途分成遥堤、缕堤、格堤、月堤、子堤、戗堤、刺水堤、截河堤等。
在人类与洪水的长期较量中，我们不能不提到明代治河专家潘季驯，正是其“以堤束水，以水攻沙”的为核心的治河思想，成为大规模堤防建设的“助推剂”。潘季驯十分重视堤防的作用，创造性地把堤防工程分为遥堤、缕堤、格堤、月堤４种，因地制宜地在大河两岸周密布置，配合运用。为了加强堤防的维修和养护，他还制定了“四防”、“二守”和栽柳、植苇、下埽等严格的护堤制度，要求官民共守，日夜防范。受其治河思想的影响，到了清代，黄河下游实施了修筑堤防、涵、闸、坝工程并举的策略。历史上第一个比较完善、坚固的堤防体系在这一时期基本形成。
千里堤防犹如给放荡不羁的黄河戴上龙套，看似改变了其纵横决荡的野性，但接踵而至的是泥沙大量淤积在河道中，致使河床不断抬高。西汉时期，黄河就已经变成地上“悬河”，每当洪水泛滥，大河频繁决口改道。
造就了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的黄河，也造就了我们这个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每一次改道之后，只要流路稳定时间较长，人们便会重新在大河两岸再次修筑起堤防。黄河夺淮入海时期，其下游形成了堪称世界之最的堤防系统，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地图上依稀可辨的“明清黄河故道”。现行的黄河下游临黄大堤，东坝头以上始筑于明弘治至清康熙公元１４８８～１７２２年之间，东坝头以下是１８５５年铜瓦厢改道后的新堤，修筑于清咸丰七年至光绪十年公元１８５７～１８８４年。
伴随着历代王朝的兴衰，几经沉浮的黄河堤防行进到２０世纪之初这个“多事之秋”时，日渐趋向衰微。千里大堤，满目疮痍，无奈地上演着“三年两决口”的辛酸。从１９１３年到１９３８年的２５年间，黄河共决口１７次。１９３３年８月，三门峡陕县站在遭遇２２０００立方米每秒的洪峰流量时，下游堤防决口竟达５０余处。
欲治国，先治水。１９４６年，迎着战火和洪水的双重压力，冀鲁豫解放区黄河水利委员会（１９４９年以后称黄河水利委员会，现简称黄委，下同）在山东菏泽成立。而此时黄河已改道８年，大堤残破不堪、险工毁坏殆尽、獾狐洞穴随处可见。尤其是花园口扒口后的８年间，黄河一直恣肆于豫皖苏黄淮平原，几百万人颠沛流离，无家可归。
新生的人民治黄机构义无反顾地担负起“束水归槽，防治河患 ”的重任。承载着黄河儿女的忠诚和智慧、心血与汗水的堤防，从此走上“强筋壮骨”的复兴之路。
人民治黄初始时期的下游修防，主要有两项工程：一是复堤，二是整险。在解放区政府的周密组织下，１９４６年５月，冀鲁豫和渤海解放区的复堤工程迎着硝烟战火，在西起长垣、东到齐禹３００公里的堤段上拉开。１８个县的２３万民工在短短的三个月，就完成修堤土方７７０余万立方米，昔日破败的大堤得到初步修复；渤海解放区完成修堤土方４１６万立方米，不但修复了故道两岸９０余公里的旧堤防，还堵复了１９３７年麻湾决口的老口门，并培修了山东垦利以下河段新堤３０公里。
１９４７年，黄河回归故道后，解放区的黄河治理进入了一个极其艰苦的阶段。一方面，随着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国民党阻挠复堤、防汛，破坏堤防，妄图利用黄河水淹解放区。另一方面，堤防虽然经过突击修复，但仍很单薄，而且对上游来水的规律也尚未掌握，水文资料更是缺乏，为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向沿河人民发出了“反蒋治黄，保家自卫”的战斗口号。３月，冀鲁豫区黄委在山东东阿召开治黄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人民治黄的第一个治黄方针：“确保临黄，固守金堤，不准决口。” 依照这一方针，一场轰轰烈烈的修堤整险运动在黄河下游两岸迅速开展起来。天上有敌机的盘旋、轰炸，地上有国民党军千方百计的干扰和破坏，就是在这样的战争环境中，沿河人民在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不到３个月的时间内就完成土方１０００多万立方米，６００余公里的堤防线得到了进一步加固。高村抢险、大樊堵口、贯台抢险，一个个悲壮故事印记了人民治理黄河的蓬勃力量。
人民治黄的首任“河官”——王化云，生前回忆起这段艰辛的岁月时曾感慨道：３年多来，冀鲁豫和渤海解放区人民，在敌人飞机轰炸、武装进攻、料物匮乏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巨大的修防工程，完成培堤土方３６００万立方米，整险石方７９万立方米，秸柳料近１．５亿公斤，不仅使９年失修的大堤得到恢复，而且又进行了加高培厚。
难能可贵的是，人民治黄伊始，治黄管理者就把堤防工程的建设、管理和防守放在同等重要地位，并把其凝练为“修守并重”四字方针。遵循这一方针，１９４９年，黄委第一次提出了 “建立统一的强有力的防汛指挥部，加强防汛的组织指挥工作，并建立日常的群众性的护堤组织，严格检查獾洞鼠穴，注意植柳种草，护堤护坝，以保护大堤安全”，颁发了人民治黄以来第一个具有法律性质的保护黄河堤防的文件——《保护黄河大堤公约》，颁布了《黄河大堤留地办法》，印发了《复堤须知》等一系列管理规定，并在沿河堤村普遍组织建立了护堤委员会，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护堤制度。同时在施工及工程队建设等方面也取得了新的进展。这一“修守并重”方针，成为后来确立黄河管理体制的圭臬。
新中国成立后的堤防建设史，依然是一个不断思辨与践行的过程。从１９５０年起，黄委根据下游河道特点和堤防工程状况，采取了以“宽河固堤”为核心，包括废除民埝、加培大堤、石化险工、绿化大堤，建立堤防管理等一系列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这就是人民治黄史上著名的历时８年的第一次黄河大修堤。
作为防御洪水的屏障，两岸大堤既要防止大洪水时漫决，又要防止中常洪水情况下的溃决，因此堤防的整修，必须既加高又加固。而堤防加高的标准，决定于黄河洪水的防御标准。所以，这一时期随着建设者对黄河洪水的认识逐步清晰，防洪标准以及堤防工程加高的标准也时有变化，不尽相同。
１９５１年初，黄委提出：继续加强堤防，巩固坝埽，大力组织防汛，保证发生比１９４９年更大洪水时不发生溃决，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堤防强度的要求。１９５２年，黄河中游查勘发现了历史上的更大洪水，于是又提出了“以防御陕县站洪水２３０００立方米每秒，争取防御陕县站２９０００立方米每秒”的防洪目标，据此标准，下游堤防工程标准又有了新的变化。１９５５年，黄委提出了以防御黄河秦厂站２５０００立方米每秒洪峰流量的标准，下游堤防培修标准再次被刷新。
“时间跑得快呀，赛过一条龙呀！咱们超过它呀，按期来完成呀！脚踏实地干呀，赶到洪水前呀！”就是在这些熟悉的硪歌中，１９５０～１９５７年，人民群众完成土石方１４０９０万立方米，使原来千疮百孔的下游堤防焕然一新。堤防加固了，河道拓宽了，下游防洪形势得到初步改变，为保证伏秋大汛不决口，特别是战胜１９５４年、１９５７年、１９５８年的洪水奠定了基石。
黄河的治本之策究竟是什么？以王化云为代表的治黄人不断总结前人经验并为之进行思辨：历史上，解决黄河下游防洪问题主要靠堤防。千百年来的实践证明，堤防固然很重要，但是单纯依靠堤防并不能解决洪水的威胁。必须建立一个以堤防、河道整治工程、蓄滞洪区及上中游干支流水库等组成的防洪工程体系，依靠综合的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才能确保下游防洪安全。这就是传承后人的“上拦下排、两岸分滞”的治河方略。
“下排”工程就是充分利用黄河下游河道，排洪排沙入海。显然，黄河堤防是实施“下排”不可或缺的手段。在总结三门峡水利枢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黄委适时提出黄河第二次大修堤的计划。１９６２～１９６５年、按照以防御花园口站洪峰流量２２０００立方米每秒洪水为目标，黄河实施了第二次大修堤。共加高培厚堤段５８０公里，整修补残堤段１０００公里，共完成土石方６０００万立方米，从而使下游防洪排沙能力逐步得到恢复。
毕竟，黄河是世界上最复杂难治的一条大河。治黄人很难在短期内驾驭住这条暴戾的苍龙。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至７０年代初，黄河处于枯水多沙年份，加上三门峡水利枢纽改建工程全部投入运用后，集中排沙，下游河道出现了严重淤积，排洪能力急剧下降，主流摆动频繁，堤防安全受到严重威胁。１９７３年汛期，花园口站出现５８９０立方米每秒的小洪峰，但在花园口到长垣石头庄长约１６０公里的河段内，水位普遍比１９５８年花园口站２２３００立方米每秒的洪水位还高０．２～０．４米。就在这年汛期，山东东明生产堤决口，水流直逼黄河大堤，造成大堤多处出险。险情一度惊动了国务院，特别是周恩来总理。总理连夜打电话询问黄河险情的具体情况，随后又指示国务院召集有关部门开会研究，并组成工作组赴实地调研，旨在解决黄河下游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在深入分析了黄河下游的防洪形势后，１９７３年底，黄河治理领导小组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黄河下游治理工作会议的报告》，报告针对黄河下游近年来出现的新情况，提出了确保下游防洪安全的措施：大力加高加固堤防，采取人工修堤和放淤固堤相结合的办法，５年内完成加高土方１亿立方米，１０年内把险工薄弱堤段淤宽５０米、淤高５米以上，放淤土方３．２亿立方米。
１９７４年３月２２日，国务院批转了黄河治理领导小组的《关于黄河下游治理工作会议的报告》，指出：“国务院同意《报告》中对１９７０年黄河下游防洪工程的安排。对薄弱的堤段、险工和涵闸，要加紧进行加固、整修。”
从此，历时１２年的第三次黄河下游防洪工程建设开始了。黄河第三次修堤的防御洪水的标准为花园口站２２０００立方米每秒，艾山以下大堤按下泄１００００立方米每秒流量控制，按１１０００立方米每秒设防。特别是开工第二年发生的“７５·８”淮河大水灾，给黄河敲响了警钟。经综合分析推算，为防御三门峡水库至花园口站区间可能发生的更大洪水，第三次大修堤工程中又增加了防御特大洪水的工程。
第三次黄河下游防洪工程建设是一项综合性工程，项目很多，为确保把有限的投资首先用于重点急需项目，发挥最大工程效益，黄委把大堤、险工作为急需完成的主体工程。不过，当时也有一种不同意见，认为修堤经费分得太多，大堤只需加厚就可以了，不一定再加高，对此，王化云力挺修堤的重要性。他认为，洪水主要靠大堤约束向前下游排泄，如果花园口站遭遇大洪水，只有把洪水送到渠村分洪闸才能分滞；送到孙口、东平湖才能运用，中间几百公里的堤防不加高培厚，如果还没等洪水走到分洪闸就溃决了怎么办？此外，考虑到测流误差，１００００立方米每秒流量也有可能实际上为１１０００立方米每秒流量，这样防洪压力将更大，因此黄河大堤加高一定要按标准修够。实践证明，坚持保证重点的方针，是符合黄河实际的。
至１９８５年大堤加高培厚工程全部完成之时，以修堤为主体的第三次黄河下游防洪工程建设共计培修堤防长近１３００公里，完成土方２２．７亿立方米，两岸临黄大堤平均加高２．１５米。加高后的堤防一般高８～１０米，顶宽７～１２米，达到了防御花园口站２２０００立方米每秒的防洪标准，成为著名的“水上长城”。
前无古人的三次大修堤无疑成为人民治黄进程中最壮美的注脚。几十万群众肩扛手抬，独轮车载，以１３座万里长城的土石方工程量，在母亲河的记忆里散发出豪壮的光彩。
见证了一个伟大民族的豪情壮举的黄河，并未因此而撼动其复杂难治的秉性。洪水威胁、泥沙淤积、河床抬高，依然如旧。这也难怪，早在１９９６年人民治理黄河５０年，黄河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绩之时，人们就提出一个问题：如何保证下一个５０年、１００年黄河岁岁安澜？国人在叩问，黄河治理开发的工作者更是在思考、在探索。
早在１９９８年“三江”大水之后，当党中央、国务院做出“抓紧加固堤防、建设高标准堤防”的部署后，专家曾对黄河堤防做一次“胸透”，并开出了一张并不乐观的体检单。
病症一：土质复杂。大堤堤身大多为砂壤土和粉强砂，渗透系数大，洪水期易发生渗水、管涌等险情。另外，个别堤段用高含水量的黏性土筑堤，以后经过长时间的固结脱水，形成干缩裂缝，特别是贯穿性横缝形成的过水通道，严重威胁堤防防洪安全。
病症二：筑基不实。受技术、施工设备等条件限制，堤防存在着土料不符合要求、铺土厚、碾压不实、工段接头留有沟缝。这些堤段易发生裂缝、松土层，遇高水位渗流量大，严重时甚至形成渗水通道。此外，獾、鼠掏洞筑穴，严重削弱堤防的抗洪能力。
病症三：老口门多。据统计，现黄河大堤历史上决口近４００处，堵口时填筑了大量的秸料、木桩等，形成强透水层；口门背河处遗留有潭坑或洼地，汛期高水位时，易形成过水通道，成为黄河大堤的隐患。
病症四：双层地基及多层地基。大堤堤基多数为复杂的多层结构。地面下７～８米为粉细沙、砂壤土、壤土、黏土互层，其下为砂土。该地质结构，易造成渗透变形、液化、沉降。
此外，人类活动不正当干预的加剧，导致下游河道形态不断恶化，让悬河之上又背上一条悬河——“二级悬河”，极易造成洪水形成横河、斜河、滚河等不利河势，威胁着原本脆弱的黄河大堤。
尤其不容乐观的是，小浪底水库至花园口站之间还存在着２．７万平方公里的无工程控制的暴雨区，如果遇上洪水，即使充分利用中游水库联合调控，花园口站仍将发生１５７００立方米每秒的洪水。黄河堤防能否从容应对？
当这条大河横越时空，流入新的千年时，新的治黄理念逐渐凸显、明晰、成型。２００１年，水利部部长汪恕诚针对黄河治理开发提出了“堤防不决口、河道不断流、水质不超标、河床不抬高”，无疑成为未来黄河的治理开发新的目标。
２００２年７月１４日，国务院批复了《黄河近期重点治理开发规划》，对如何确保“堤防不决口”给予了有力的回答。规划要求用１０年左右的时间初步建成黄河防洪减淤体系。选定放淤固堤作为黄河下游堤防加固的主要措施，对于实施放淤固堤难度大的堤段，采用截渗墙加固。对于达不到规划标准的堤防要加高帮宽，堤顶路面硬化。对达不到规划设计要求的险工进行改建加固。
对此，黄委认识到，为解除新形势下的洪水威胁，应充分利用国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尽快在黄河下游全线建成高标准堤防，彻底扭转黄河下游堤防的不利形势。对于堤防的设计标准，黄委明确提出，通过建设，下游两岸大堤要实现防洪保障线、抢险交通线和生态景观线三种功能，集坚固的“水上长城”，畅通的防洪抢险通道，生态良好的“绿色长廊”于一体，形成标准化的堤防体系，确保下游防御花园口２２０００立方米每秒洪水大堤不决口。
随之，黄河标准化堤防一期工程建设在黄河南岸打响。摆在建设者眼前的是这样的挑战：河南郑州、开封两段标准化堤防长１５９．２千米，山东菏泽、济南段长１２８千米，共１５８个项目，需土方１．４亿立方米、石方７６万立方米，迁安群众２．６万人，拆迁房屋８０万平方米，永久性征地３．３万亩。
这是黄河堤防建设史上最严峻的考验！
２００２年７月１９日，郑州惠金段放淤固堤工程开工，这是标准化堤防建设的首个项目，同时拉开了黄河标准化堤防建设的序幕。短短的１００多天，建设者们完成了５００多万立方米土方、１８道坝改建施工任务。２００３年４月２８日，惠金段标准化堤防宣告全线竣工，创下了河南黄河防洪工程建设速度之最。经过参建各方近一年的艰苦奋战，２００４年底，郑州、开封、济南标准化堤防相继告竣。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９日，山东东明标准化堤防如期完工。
前无古人的黄河标准化堤防，是治黄人在现代治水这条没有路标的征程上，迈出的艰难而坚实的第一步。它的成功扩展延续了几千年的古老堤防的现代内涵。尤为重要的是，它的建设增强了人们建设好黄河标准化堤防的信心和勇气。正因如此，２００６年９月２６日，黄委主任李国英在山东省人民治理黄河６０年纪念大会上从容宣布： 黄河第二期标准化堤防工程开工在即。
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过程中，黄河堤防的修建、保护留下了几多动人的故事、优美的传说、悲壮的场景、辛酸的事迹，黄河堤防记载了黄河的血泪，见证了民族的沧桑。
奉献篇
在河南郑州民间 至今还流传着《河伯授图》的传说。说是河伯冯夷受命治理黄河，但操劳一生没有把黄河治好。到年迈时，他跋山涉水，察看水情，画了一幅黄河水情图，又历尽千辛万苦，找到了大禹，将水情图交给了他。大禹根据河伯授给他的这一幅图，疏通水道，终于治理好了黄河。
传说终归是传说，甚至有些荒诞，但是故事的寓意未必“不经”。仔细玩味，不无道理。黄河呵护并关注着华夏民族的成长，千百年来，从鲧治水失败被放逐，到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从因治河被罢免官职的潘季训，到为水利倾注毕生精力的李仪祉，“根治黄河水患”的梦想一直延续在华夏民族的治河历程里、融入在龙的传人的血脉中，激励着黄河儿女不断加快探索的脚步。
１９４６年５月底，美国进步作家罗辛格等人，乘车到冀鲁豫解放区鄄西县一带采访复堤情况时这样描述：解放区的修堤工作，场面十分壮观，激动人心。当汽车开到鄄西县江苏坝时，成百上千正在修堤的工人立即把车围住了，他们扛着铁锨、脸上滚着大汗珠，向前来查看修堤的外国朋友问好。堤上到处是新搭起的窝棚，人和堤一样看不到头。这时，仍有修堤工人推着满载锅灶的小车，不断从四面八方赶来。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让罗辛格非常感动。
解放战争时期，历经岁月洗礼的黄河，再次见证了其儿女迸发的激情。山东阳谷县计划组织１．６万人，实际参加３万人。张丘一带的民工，搓麻绳、买铁丝，一夜之间绑成了４０００架石硪。昆吾、寿张动员妇女为堤工做饭，结果３０００名妇女上堤后与男同志比赛修堤。滑县一位农民为参加修堤，用五斗麦子换了一辆土车。作为突击队主力队员，在劳动竞赛中曾连续推土８４车，人们送他一个外号叫“火车头”。
在冀鲁豫和渤海解放区开展的“献砖献石，治黄修险”活动中，广大群众积极响应号召，不少乡、村建立了砖石收集小组。为了河防的需要，有的群众把多年积攒的盖新房的砖石、老太太用的捶布石也贡献了出来。他们说，水火无情，黄河决了口连性命都保不住，家产房产有啥用，“多献一块石，多救一条命”。
为了修复故道，解放区人民付出了很大牺牲。当时正是秋庄稼生长期，大堤内外，到处是长势喜人的高粱等作物。修堤用土，需要挖掉很多庄稼。对于刚刚从战争中劫后余生的广大群众来说，一亩地、一块田，常常是全家人的命根子。但为了修堤，广大群众默默承受了损失。鄄城县陶堆的贾克冉，多年以要饭为生，一分地也没有，后来买了一头猪。他把小猪养大后卖了，当回了２．５亩地，刚种上头一季庄稼就赶上挖地复堤。他六七十岁的母亲哭着说：“这回修堤可就苦了我了，挖了，俺全家还得要饭，能不能不挖？”贾克冉的父亲说：“不行，那不是办法，因为咱这２亩地，能淹大家伙吗？”一家人哭着走了。
面对国民党当局阻扰复堤、破坏堤防，沿河人民“一手拿枪、一手拿锨”，一面抗击敌人的破坏，一面积极抢修堤防。１９４６年５月２６～２７日，国民党军队连续两次袭击山东齐河，射击正在修堤的数千名员工，当场杀死修堤员工１６人，数千名员工被强行驱散。６月１４日，冀鲁豫解放区长清修防段段长张元昌等５人，到黄河沿岸检查工程，被国民党特务杀害。除张元昌为中弹牺牲外，其余５人被特务用斧头、菜刀、镰刀、长矛砍刺而死，场面惨不忍睹。１９４７年，为了掩护正在紧张施工的数万名群众撤退，长垣黄河修防段段长王汉才等不幸被捕，在受尽折磨后被敌人活埋。
尽管６０年过去了，但回忆起那段恢宏壮阔的岁月时，曾经领导复堤工作的黄委原主任袁隆仍不能忘却血雨腥风中那荡气回肠的故事。
片断一：为积极推进工程建设，冀鲁豫区黄委有组织地在广大民工中开展了劳动竞赛活动，专门赶制了几十面锦旗，上面绣着“威震黄河”、“万里屏风”、“功高大禹”等金色大字，准备随时奖给复堤英雄。另外，还给力鼎千斤的硪工们准备了大红绸子，谁打硪打得好、打得牢，就给谁披彩挂红。修堤整险运动中，涌现出了“挖土大王”高法成和“推土打硪英雄”龙凤英等一大批先进人物。
片段二： 在１９４８年高村抢险中，１２个县数万民工冒着枪林弹雨，坚持抗洪抢险，饿了啃口窝窝头，渴了喝口黄河水。为了掩护抢险队员安全转移，时任第一修防处主任的韩培诚不顾个人安危，在敌人攻占大堤后才跳进黄河，泅水北渡，被冲往下游５公里，遇到一只大船才被救上岸，上岸后发现裤子被洪水冲走了，只好躲进一个瓜庵里，修防处接到信后派人送去裤子，他才得以回到机关。有一次抢险时，敌人飞机来了，大家赶忙躲进积水的沟壕内，飞机一走又上来继续抢险。可是，一位名叫朱占喜的却蹲着不动，仔细一看，原来他在水里蹲着睡着了。指挥抢险的郭国材的被褥和衣服在敌人进攻时全部丢失，就靠一条麻袋过了一个多月。
……
新中国成立后，还是这条多灾多难的大河，还是这群秉承民族认知的治河儿女，依然在诠释“人民治黄”的深刻内涵，迎着如磐风雨、惊涛骇浪，印记属于自己的光荣与历史。
今年８０多岁的河南原阳河务局退休职工车景顺老人回忆说，第一次大复堤时，堤上旌旗飘扬、人山人海。由于全国正开展支援“抗美援朝”运动，全国人民热情空前高涨。那时修堤，运土大多靠着人抬或肩挑。抬土的两人一副筐、一根杠子，抬着满满一筐土，哼着号子一步一步往上蹬；推土的人双臂使劲撑着，两腿用力蹬着堤坡，身子左右摇摆，憋得脸紫红，汗水顺着脊梁往下淌；拉车的斜挎拉绳，甩着膀子，脸几乎触到堤身。打夯用的硪具足有二三百斤重。
为加快进度，他们起早贪黑，除了吃饭就是推土，往往从鸡叫头遍开始上工一直干到星星出来看不见人为止，若是赶上上弦月干一个通宵是常事。“４０多公里的复堤任务用了不足１５天的时间就圆满完成。”老人自豪地说。
在第一次大复堤中，流传最广的要数共产党员吴崇华修堤的故事。１９５０年，他率领本村１７０多位群众，车推肩挑，一连大干４６天，日均推土工效８．２１立方米。这年春季当地遭受灾荒，当年全村因修堤获得公粮７４０００多斤，从而得以度过春荒。吴崇华本人也以创造日推土２５立方米的纪录，被推选为全国劳动模范，赴北京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对此，他深有感触地说：“只有修好了大堤，黄河才不会决口，只有守住了黄河，才能保卫国家啊！”
当时，人们还自编自创了不少反映修堤治河的歌曲。如《治黄民工打硪歌》、《抗美复堤大竞赛》等。其中的一首《筑起堤防歌》这样唱到：“黄河里的水，滚滚向上涨，黎民百姓要遭殃，快把办法想，大家动员起来，快快筑堤防，挡住黄水不遭殃。快筑堤防，快把险抢，堤防筑得高又长，像铜墙不怕那黄水它发狂。筑堤防汛把水挡，让人民不再遭殃，人民的利益高又高，防洪的任务最光荣。”质朴无华的语言、铿锵有力的歌声，形象地表达了人民群众为防洪做贡献的豪迈情怀。
１９５５年春，数十万群众再上大堤。车景顺老人清楚地记得，工程快完工时，山东老家拍来电报说父亲病危催他赶紧回去，为了使工程早日完工，车景顺把电报塞进了口袋，直到工程完工。由于工作出色，１９５６年，车景顺被授予“黄委先进生产者”荣誉称号，单位领导特意批准他到郑州出席完颁奖仪式后转道回家看看，回到山东老家才知道，父亲已去世多日了。车景顺跑到父亲的坟上嚎啕大哭、长跪不起。
像车景顺老人一样，许多人都把他们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毫无保留地献给了黄河大堤。
如果说黄河标准化堤防是大自然恩赐给人类神奇的礼物，那么，无论你行走在郑州、开封，还是菏泽、济南大堤上，感受更多的是一种磅礴的力量和对新时期治黄建设者创造力的赞叹。
２００４年初春，受２００３年华西秋雨的影响，河南兰考堤防谷营段以下近１０公里的黄河大堤堤脚附近留存大面积的积水，平均水深近１米，水最深的地方达１．５米，积水总量高达２０多万立方米。这给标准化堤防建设前期工作带来了巨大困难，若等到将积水排出后再丈量征地势必延迟工程开工时间，也必将影响整个工程的竣工时间。为了给堤防建设争取时间，确保工程按时完工，必须在水中丈量。
农历二月的天气，还有着浓重的寒意。大家穿上皮裤，在没膝深的积水里丈量征用土地，清点地上附着物。虽然下水前人人都喝了几口烈酒，可肮脏浑黄的积水透过皮裤传来的刺骨寒意仍使人禁不住瑟瑟发抖。和大家一样，兰考河务局老技师常钊勇在积水中一连了５天，早已麻木的双腿终于再也不听使唤，仰面摔倒在积水中，是大家七手八脚把他拖上岸来的。当天他就被同志们硬架到了家，看到嘴唇乌青、浑身颤抖的常钊勇，老伴心疼得掉了一夜泪。在家刚休息了一天，他就想推开阻拦的老伴回到单位上班，老伴死拉着他说：“老头子，你这是干活不要命啦！” 他却说：“我是‘老黄河’、老同志，经历的事多，这样大的工程我得领着干。到了工地上，下不了水我在岸上看，干不了活，我还能拿个本儿送个水儿吧。我在家也不安心，到工地上倒能好快点。”听了这话，老伴含着泪松开了紧拉的衣襟。
２００４年夏天持续高温，秋天阴雨连绵，河南、山东的广大建设者在炎炎烈日下坚持施工。吸泥船上和职工休息的简易工棚里，气温高达４０℃。是年冬天，齐鲁大地异常寒冷，大雪一场连一场，寒冷的程度创山东省１８年来之最。广大建设者就是在这刺骨的寒风中抱着水枪冲沙造浆，厚厚的棉手套常常与水枪柄冻在一起。
２００５年春节期间，工地上白雪皑皑，气温持续零下十几度。２０００多名黄河职工坚守在东明标准化堤防建设工地，掀起了春节施工热潮。东明黄河百里长堤，随处可见忙碌的人群、穿梭拉土的车辆、往返作业的筑堤机械。腊月二十九下午，山东黄河工程局一处３号船钢缆被流冰拉断，船长杨兴泉不顾自身安危，在抢修管道时，不慎掉进冰冷的大河里，幸亏挂在了下游１．５公里处的吸泥船浮桶上。被救上岸时，他已休克。经医院全力救护，杨兴泉才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年三十下午下着小雪，４名职工为了抢护围堰，跳到齐腰深的冰水中，一干就是一个多小时，浑身的泥水冻得硬邦邦的。有个叫王贡献的黄河职工，父母双双去世，只有兄妹二人，几年没回家的妹妹从几千里之外的甘肃赶来看哥哥，可是为了工程，他仍然坚守岗位，除夕夜抱着水枪在水坑里作业到凌晨一点。
黄河堤防， 磅礴、壮美。治黄人矢志不移的坚强意志和努力奋斗，让大堤在这壮美中迸发着新的力量。
千百年的治黄历程，是人们与洪水斗争的历程，也是治黄科学技术产生、发展的历程。治黄伟业的每一次科技进步，都在不断重塑这条复杂难治的大河。
科技篇
黄河堤防的发展史是一场科学的探索史，至今须臾没有停止。
从世界治河史上的一大杰作——黄河埽工的发明，到明清堤防体系的形成，从元代贾鲁创造汛期堵口的奇迹，到近代水利技术的引入，从千军万马齐上阵到遍布大堤的机械化设备……奔腾飞跃的黄河大堤，正是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监控下，在用科技理论和实践武装了的治黄建设者面前，变得越来越壮美。
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治黄工作者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在黄河堤防工程除险加固方面，开展了大量群众性技术革新活动，形成了独具黄河特色的堤防工程技术体系。
２０世纪５０年初期，封丘一位名叫靳钊的治黄老工人发明了用钢锥探测堤身隐患的办法，黄河职工风趣地说这是给黄河大堤“打针注射”。几个人架着一条七八米或１０多米的钢锥，往堤内钻，凭着钢锥进土快慢、声响和人的感觉，判断有无“隐患”，若有隐患，就把泥浆灌进去填实。为了提高锥探灌浆的效率和质量，同时也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６０年代，河南黄河职工顶住“文革”动乱的压力，在靳钊发明的人工钢锥探摸堤身隐患的基础上埋头进行电动打锥机的试制。经过数年的刻苦钻研，于１９７０年７月研制成功第一台电动打锥机，比人工锥探提高工效５倍。针对农村供电不足的困扰，电动打锥机的主要试制人之一彭德钊又进行了把电动打锥机改制成柴油机自动打锥机的试验。１９７４年，１２马力柴油机自动打锥机研制成功，机体可自行移动，仅需一人操作，锥深９米，每台机器日锥孔３００眼，比人工功效提高１０倍，这就是后来被命名为“黄河７４４型”自动打锥机。
进行锥探灌浆之后，曾对河南黄河堤段进行了解剖检查，发现所有裂缝小至１毫米宽的缝隙都被泥浆冲填密实，各种洞穴、小碎石层、树根洞、腐木桩孔均被灌实，而且灌进土体与周围结合紧密，证明灌浆效果特别好。所以自从１９７０年后，对堤防不再进行人工开挖，全部使用锥探灌浆消灭隐患。
有一组历史数字的比较能够清楚地表明锥探灌浆的效果：１９４９年花园口站发生１２３００立方米每秒洪水，下游沿河堤防发生漏洞８０６处；自１９５０年开始实施锥探灌浆以后，１９５８年花园口站发生２２３００立方米每秒洪水，下游沿河堤防发生了１９处漏洞；又经过２０多年的锥探灌浆后，１９８２年花园口站发生１５３００立方米每秒洪水，下游沿河堤防没有发生一处漏洞。
锥探灌浆技术在黄河上推广之后，又相继在长江、汉江、淮河等堤防上推广，甚至在我国援外工程斯里兰卡金河堤防上使用，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成为黄河职工对于全国堤防加固工作做出的一个重要贡献。
黄河第三次大修堤还造就了一个水利工程措施品牌，这就是放淤固堤。
放淤固堤是利用黄河泥沙治河的一个创举，肇始于明代，并在清代治黄史上形成一个高潮。当时有人把这一措施看作是黄河下游“以水治水”的上策。人民治黄以来，黄河下游修防职工对放淤固堤进行了反复探索，逐步掌握其规律。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山东利津县綦家嘴建成了山东黄河第一座引黄闸，开始利用黄河泥沙在背河洼地放淤改土。济南段建成第一批虹吸工程，利用虹吸管淤填了３８００亩常年积水的洼地和黄河决口的老口门。
按照周恩来总理在１９６４年北京治黄会议上提出的“使水土资源在黄河上、中、下游都发挥作用，让黄河成为一条有利于生产的河”的指示精神，山东修防技术人员进一步加快在这方面的研究步伐。由虹吸、闸门放淤到机械提水放淤，由自流淤背到利用泥浆泵进行堤防冲填试验。１９７０年，齐河修防段还建造了黄河上第一条吸泥船，后又研制了机械传动铰吸式挖泥船。
对于黄河职工的发明创造，当时的水电部做出了“利用虹吸引黄放淤加固堤防，并改良堤后土地盐碱化问题，在方向上是值得提倡的”的批复，充分肯定了这一做法。
山东齐河南坦险工背河在放淤前有一个大潭坑，积水很深，一到汛期险工就发生渗水、管涌。有关部门当时投资十几万元，用了３年时间对这片积水进行填垫都没能收到预期效果。自从放淤之后，到１９６９年，在距堤根宽３００米的范围内普遍淤高了两三米，将潭坑淤平，当年冬天发生凌洪，堤根偎水达４米深，并且持续了３天多，也没有再发生渗水、管涌等险情。在河南河段，为了解决花园口站１９３８年决口的老口门潭坑地段渗水难题，修防人员利用花园口引黄放淤１３天，将面积２５００亩、最深点水深１３米的潭坑淤高了１１米，后来又经两次放淤，到１９６３年完全淤平，不但止住了堤脚渗水，而且将潭坑改造成了良田。
值得一提的是，黄河下游使用吸泥船进行放淤固堤的事迹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１９７５年６月１２日，水电部编印了第３７期《水利简报》刊载了《黄河下游自制吸泥船放淤固堤》一文，概述了利用简易吸泥船放淤固堤的显著效果，以及比人工加高培厚大堤拥有的节约劳力、投资、粮食及减少开挖耕地等优点。水电部特将简报呈送毛主席、中央政治局各委员、国务院有关部委、总参、总后、新闻单位等。
放淤固堤的成功，无疑开启了又一扇建设堤防的新大门。１９６９年，在三门峡召开的晋、陕、豫、鲁四省会议明确提出：“在近３年内，应有计划地加固堤防，并积极进行堤背放淤，以利备战。”１９７３年召开的黄河下游治理工作会议上，放淤固堤被明确列入第三次大修堤的规划，至今仍是下游堤防帮宽加固和标准化堤防建设的一大“利器”。
如果把黄河堤防比作一条腾飞的巨龙，那么，当这条巨龙驶入２１世纪后，使她不断焕发青春和潜能的同样是巨大科技力量。
１９９８年“三江”大水过后，治黄科技工作围绕堤防工程技术创新广泛开展，使传统技术跃上新的台阶。在堤防工程新结构及抢险新技术试验研究应用方面，黄河下游大部分新建工程采用了新型筑坝技术和新型材料，全河共推广数１０种５００多台（套）防汛抢险新技术、新机具。
新乡河务局还传颂着“一项堤防技术改变一个单位命运”的故事：新乡黄河工程局是新乡河务局下属的一个施工单位，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受大环境影响，该局经济发展一度陷入低谷。为了走出困境，该局把堤防防渗技术研究作为突破口，举债进行液压开槽机施工技术开发工作。１９９８年１１月，该项技术通过水利部科技成果鉴定，并被编入《灾后堤防加固１５项推荐技术指南》向全国推广。自１９９７年以来，这项技术已在黄河、长江、松花江、汉江等堤防防渗墙工程中推广应用，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据不完全统计，已完成防渗墙面积超过５１万平方米，创产值１亿多元。
压力出动力，动力促创新。曾主持液压开槽机施工技术研究的河南河务局副局长张柏山感慨地说，先进的生产方式一旦被人们掌握，就会变成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巨大力量。
“压力面前想科学，困难途中找科技”。在黄河一期标准化堤防建设期间，山东东明黄河堤线长６２公里，按照标准化堤防建设的要求，仅淤背固堤土方就需要３７００万立方米，加上大堤帮宽、险工改建，总土方近４０００万立方米。如果砌成一米见方的土堤，可以绕地球赤道一周。
用不到一年时间完成那些工程到底有多难？业外人士恐怕不好想像。有这样一个变化，机淤固堤原来的单船日均产量大约２０００立方米，同样的计算条件，标准化堤防建设让它将效率生生提高了一倍，单船日均产量达到４０００立方米。济南段淤背区平均施工高度达１０余米，最高地方达到１３米。在应对工程强度、难度，创新施工方式，提高生产能力等方面也产生了连黄河人自己都感叹不已的惊奇。
“拼力气不如用科技。”治黄人正是靠着这一“心得”，才创造了治黄历史上新的奇迹和辉煌。于是，新时期的堤防建设中又培育了一个闻所未闻的新品牌——渣浆泵，并在山东黄河机淤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８套渣浆泵，一天要把近４万立方米的土输送到５公里以外的淤背区，按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黄河大复堤“小推车”最大日施工量计算，完成这些土方量得需要８万民工，并且要付出最艰苦的劳动才能实现。
从吸泥船到渣浆泵，看似微小的变化，却孕育着创新，展示着科技与管理的进步，展示着生产力的提高，展示着传统治黄向现代治黄的转变。
１９５０年，在印度召开世界防洪会议上，资本主义有些学者曾给黄河作了一个悲观的结论：黄河不可能被征服，几千年后，华北平原就有可能变为荒漠。
２００５年，第一次亲近黄河的坦桑尼亚总统姆卡帕这样惊叹：黄河历史悠久，是世界上有名的大河，你们把黄河管理得井井有条，通过标准化堤防，把黄河建设的如此美丽，这是对人类的贡献。
效益篇
“黄河宁，天下平”。黄河流域尊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在文明史上享有独一无二的尊位。同时，由于黄河穿过古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黄河安危总和社稷安危、天下治乱有一种内在的联系。
公元前６８５年，管仲向齐桓公提出筑堤防洪、除害兴利之法。齐桓公采纳管仲的建议并付诸实施，齐国得以富强，终成霸业。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黄河决堤，让历史上一度曾是世界性大都市、人口超百万的东都开封的繁华喧闹的场景，被深埋在开封１０多米的地下，如今只在一张《清明上河图》上留给我们无尽的感慨和思索。
１１９４年，黄河夺淮入海。北宋乐道的“天下无江淮不能以足用，江淮无天下自可以为国。”淮河流域也因此逐步变成了“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格局。淮河流域百姓由此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此后数百年间，“饿殍遍野”、“颗粒无收，人相食”的记载就时常见诸史书。
黄河屡屡决口，先是使臣民变成灾民，然后灾民变成难民，最后难民变成暴民。黄河流域因此多次成为古代农民起义的策源地。“河防如边防”、“河官进京三声炮”的民谣，形象地反映出黄河堤防决口对于皇朝中枢的巨大震惊。
大河奔涌，岁月流痕。时至今日，黄河下游１２万平方公里的防洪保护区是黄淮海平原的中心地区，总人口接近一亿人，耕地１．０７亿亩，占全国７．５％，粮食和棉花产量分别占全国的７．７％和３４．２％，成为重要而发达的农业区域，这一区域城市众多、铁路密集、公路发达，中原油田、胜利油田、淮北煤田等集中于此，是我国北方重要的能源基地。
根据历史决溢情况分析，大堤一般有漫溢、冲决和溃决３种形式，根据黄河两岸的地形条件，大多情况下，决溢口门位置越靠近上游，淹没范围就越大。１９４６年以前，黄河下游只要发生１００００立方米每秒以上的洪水，大堤都发生了决口。
经有关部门分析估算，人民治黄以来，如果没有以堤防为主的防洪工程的保护，按实际出现的洪水，有１０个以上年份要出现决溢。根据不同堤段不同年份决溢影响范围内的社会经济状况，决溢的综合损失、农田沙化、铁路中断、油田受淹、城市受灾等项，将无以数计，在政治上的不良影响更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
在堤防的呵护下，黄河及其两岸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黄河洪水得到初步控制，泥沙规律逐渐为人们认识，汩汩的黄河水流按照人们的意愿流向大地、高山峡谷中水电明珠闪烁、平原山岗上稻麦飘香，母亲河展露出她迷人的风采。
尾记
尼罗河哺育了古埃及7000年文化，被称为“水的原始颂歌”；印度河和恒河开启古印度的文明之门，成为“永恒的涅”；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孕育了古巴比伦文明，被誉为“世界文明的摇篮”。 如果把造就了一脉相承、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的黄河比作一艘行驶在历史长河中的航船，那么，当这艘古老的航船驶入新的世纪后，跨越时空风云，见证历史沧桑的千里堤防，正在不断焕发出青春和潜能，重塑一条生命的长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