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黄河是一条古老的河流。
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中，她一方面孕育了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但同时又始终是一个沉重的命题。由于黄河频繁决溢，历朝历代先后提出过多种治理方案，为之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但由于社会制度、生产力水平的限制，黄河泛滥依然如故。进入近代，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掠夺以及战争的连绵不断，人们所热切期望的“黄河宁，天下平”的局面也一直未能实现。
１９４６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治理黄河事业拉开了序幕，今年已走过６０年的光辉历程。在战争年代，解放区人民和黄河员工艰苦创业，浴血奋战，取得了黄河归故重大斗争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黄河伏秋大汛岁岁安澜，扭转了历史上频繁决口改道的险恶局面。水利水电资源得到开发利用，为流域及下游两岸工农业生产提供了宝贵的水源和能源。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区经过治理，有效减少了入黄泥沙。进入２１世纪，针对黄河出现的新情况在中央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黄河水利委员会进行了全河水资源统一调度与管理、调水调沙等新的探索。在长期实践中，一代代黄河建设者提出一系列治河方略，为治理黄河事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６０年的峥嵘岁月，波澜壮阔，成就斐然。《人民治理黄河六十年》一书，旨在通过研究总结这一历史时期的重大实践及认识，揭示黄河问题的复杂性及黄河治理开发的长期性、艰巨性，激励人们继往开来，把这一伟大事业持续推向前进。
本书是一部反映当代黄河水利史的研究性文献。全书分为八章，同时配置了大量图片，并附有６０年大事年表，力求图文并茂，脉络清晰。
第一章 人民治理黄河事业的开端
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着极好的和平发展机遇，但国民党却坚持独裁、专制政策，妄图以武力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所以，抗战一结束，内战的乌云便立即笼罩中国大地。
对于国民党的反动行径，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由于坚持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得到很大的发展。仅在黄河下游地区，中国共产党就创立了晋冀豫、冀鲁豫、山东等５个解放区。这些解放区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它们基本上连成一片，横亘在华北、华东大地上，切断了国民政府与华北、东北等地的陆路联系，对国民党军队的战略展开构成严重威胁。日本投降不久，国民党就调集重兵进攻晋冀鲁豫、山东等解放区，试图对这些解放区进行分割占领。在遭到迎头痛击后，国民党当局改变了策略，转而通过迅速堵复花园口决口、导引黄河回归故道，配合军事进攻，达到分割占领黄河下游解放区的战略目的。
黄河花园口口门是国民党军队于１９３８年５月扒开的，此举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阻止日军攻势的作用，但却给豫皖苏人民造成了惨重的灾难。为此，黄泛区民众强烈呼吁及早堵复花园口决口，国民政府也在抗战期间制定了堵口工程计划，并进行了模型实验，确定采用抛石平堵方法进行堵口施工。实施这一巨大工程，得到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资助。
１９４６年１月，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突然派人抵达冀鲁豫解放区，要求对解放区黄河故道进行查勘，声称准备恢复黄河原有河道。这一突发事件，成为国共两党黄河归故重大斗争的起点。
中共中央对于黄河归故问题非常重视，于１９４６年２月中旬确定了顺应大局、不反对黄河归故的立场，主张先复堤、后堵口，尽力保护解放区人民的利益。周恩来具体指导了这次斗争。
不料国民党当局却在１９４６年３月１日决定花园口堵口工程开工，遭到解放区政府和民众的强烈抗议。这时，国共双方正处在军事调停阶段，全面内战尚未爆发，国民党深恐黄河事态扩大引起舆论抨击，对整个政治局势不利，因此对于解放区的强烈反应有所顾忌。双方经过协商，决定通过谈判解决黄河归故问题。
从１９４６年４月开始，国共双方、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等有关方面，围绕堵口复堤程序、工程粮款、河床居民迁移费等事宜，先后进行了开封、菏泽、南京、上海等多次艰难谈判，签订了一系列协议。这些协议迟滞了花园口堵口进程，为解放区赢得了一定的复堤时间，并争取到了一批款项、物资。
但是国民党并无诚意执行这些协议，而是一再违约加快花园口堵口进程，企图配合军事需要，尽早实现堵口合龙。解放区军民、国内舆论对此多次予以强烈抗议。中共中央也一再发表声明，谴责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
由于无论在流量条件，还是工料准备等方面都不具备加速实施合龙的条件，国民党当局及联总顾问塔德却一意孤行、强行推进，结果使花园口堵口工程接连两次遭受挫折。
为了尽早完成堵口工程，花园口堵口复堤工程局改进了施工方法，决定采用立堵法合龙。１９４７年３月１５日，花园口堵口工程完成合龙，黄河水全部向故道流去。
在国民党着手实施花园口堵口工程之际，为了组织群众进行河床居民迁移救济、开展修堤整险等紧迫工作，１９４６年２～３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山东省政府先后决定筹建黄河治理机构。２月２２日，冀鲁豫解放区黄河故道管理委员会在菏泽成立，并于５月３１日改为冀鲁豫区黄河水利委员会，由王化云任主任。这期间，渤海解放区的治河机构也已组建就绪。１９４６年３～４月，山东省渤海区修治黄河工程总指挥部成立，由李人凤任指挥。５月１４日，山东省政府主席黎玉签署命令，任命江衍坤为山东省河务局局长。之后，山东省河务局与渤海区修治黄河工程总指挥部即联署办公，共同对渤海区治河工作进行指导。
鉴于加紧堵口是国民党的既定方针，南京协议签订后，为了争取主动，保护解放区人民利益，周恩来两次电示解放区政府迅速部署复堤工作。经过紧张有序的动员，１９４６年５月下旬，冀鲁豫和渤海两解放区的复堤工程开始，当时共动员了３９个县的４３万民工开展复堤整险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基本上完成了第一期复堤工程，使昔日残破的大堤得到初步恢复。
在黄河谈判、花园口堵口及解放区抢修黄河故道堤防期间，国共双方的军事斗争也非常激烈。国民党军队多次袭击解放区复堤工地，枪杀复堤员工，犯下了累累血债。１９４６年８月，国民党调集３０多万兵力向冀鲁豫解放区猛扑，他们所到之处，疯狂破坏解放区的修堤工程，抢掠解放区的治河物资。
为了延缓花园口堵口进程，粉碎国民党的“以水代兵”阴谋，解放区也加强了军事斗争。１９４６年５月，解放区地方武装袭击了河南新乡潞王坟石料厂，造成花园口堵口石料供应紧张。当年１２月，解放区地方武装再次对该石料场进行大破袭，切断了堵口石料的供应来源。刘邓大军也利用花园口两次合龙受挫的时机，大踏步穿越黄河故道进击陇海路沿线，给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
在花园口堵口合龙前夕，冀鲁豫区黄委会于１９４７年３月在东阿县召开了黄河治理工作会议，在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确保临黄固守金堤，不准决口”的治河方针，对于鼓舞解放区人民投身“反蒋治黄”斗争发挥了巨大的激励作用。
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黄河归故斗争，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重大事件，为当时全国乃至全世界所瞩目。国共两党在黄河归故问题上的斗争，实际是国内政治、军事斗争在黄河治理领域的反映。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以及周恩来的具体指导下，黄河归故斗争在政治、军事领域以及促进黄河治理事业发展方面均取得了重大胜利，在中国现代史特别是黄河治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第二章 解放战争中的黄河治理
黄河回归故道后，解放战争中的黄河治理进入了一个新的更加艰苦的阶段。根据冀鲁豫区党委和行署的部署，首先要全力以赴地做好刘邓大军渡黄河的各项准备工作，按要求完成造船和水兵的组织训练任务。同时，做好滩区群众的迁安救济、修补大堤、整理险工、筹集料物等项工作，“立即行动起来修堤自救”，“一手拿枪，一手拿锨，用血汗粉碎蒋、黄的进攻”，确保黄河“不准决口”。
在解放区各级党委、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一场轰轰烈烈的修堤整险运动在黄河下游两岸迅速开展起来。冀鲁豫区动员民工３０余万人，大车３万辆，完成了西起长垣大车集，东至齐河水牛赵３００余公里的复堤任务。４７９道险工埽坝、５５９段护岸得到了整修加固，完成土方５３０多万立方米。渤海区出动十几万人，复堤、整险３００多公里，完成土方４９２万立方米。汛期，又克服了国民党军的严重干扰，组织强大的群防队伍，严密防守，取得了黄河归故后迎战第一个伏秋大汛的胜利。这期间，冀鲁豫区黄委会根据上级指示，还为刘邓大军１９４７年６月３０日横渡黄河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造船１４０余艘，训练水兵２０００多名，有力地配合了大军的渡河，并受到了刘伯承、邓小平首长的嘉奖。
１９４８年，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冀鲁豫区黄委会为确保黄河防洪安全，组织广大群众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黄河大堤的疯狂破坏，进行了惊心动魄的高村抢险，又一次战胜了黄河洪水。这年９月，济南解放，山东省河务局接收了山东修防处。１０月，开封解放，华北人民政府冀鲁豫区黄委会接收了开封、郑州国民政府治河机构，并设立驻汴办事处。同时，按照当时的行政区划，冀鲁豫解放区归华北人民政府领导，冀鲁豫区黄委会也随之改为华北人民政府冀鲁豫黄河水利委员会。１９４９年６月，为适应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和治河的需要，华北、中原、华东三大解放区联合性的治河机构——黄河水利委员会成立，并随之迁入开封办公。
１９４９年入汛后，由于支流泾河、洛河、渭河流域和三门峡至花园口区间连降暴雨，黄河下游先后７次涨水。７月６日至８月２９日，伏汛期产生洪峰４次。进入秋汛，９月６日至１０月７日，河水又３次猛涨，尤以９月１４日花园口站洪峰流量１２３００立方米每秒为最大。洪峰流量虽然不大，但洪量很大。从９月１３日算起，４５天洪量达到２２２亿立方米。洪峰持续时间长，陕县１００００立方米每秒以上洪峰流量持续了９９小时。
因洪量大，水位高，致使大水偎堤时间长达４０余天。漏洞、管涌、塌坡等险情频频发生，形成了“防汛抢险互为更迭，终汛期不得喘息”的局面。平原省堤段产生漏洞险情２００多处，山东省堤段出现漏洞５８０余处，管涌、塌坡等险情２４００多处。险工埽坝先后出现下蛰、坝身塌陷等险情２２９０多处。下游堤防产生漏洞之多，险情之重，在历史上也是少见的。
沿河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黄河抗洪斗争。１９４９年７月，首次洪水到来前，华北人民政府向各省、市、行署发出防汛指示，号召沿河各级政府及人民紧急动员起来，充分准备，加强防守，为争取防汛胜利而奋斗。中共河南省委要求沿河党政军民必须以最大的力量完成不决口的任务。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山东省人民政府联合发出黄河防汛工作的紧急决定，号召沿河党政军民迅速行动起来，坚守河防，保卫济南，保卫渤海平原。黄河水利委员会在濮阳坝头成立前方防汛指挥部。平原省政府副主席韩哲一、省委组织部长刘梁山、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等领导在秋汛到来后分抵濮阳和聊城坐镇指挥。
平原、河南、山东３省党政军民迅速行动起来，组成了４０万人的抗洪抢险大军，夜以继日地战斗在堤防线上。沿河地、县的广大干部群众组成一支支运输队，像支援解放军打仗那样，小车推，大车拉，把秸柳料、石料、砖、木桩、麻袋等防汛抢险物资源源不断地运送到防汛抢险第一线，保证了抢险的需要。广大治河职工和群众表现出了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济阳工程队员戴令德用身体堵住洞口，大声呼叫，防汛队员及时赶来，堵住了漏洞。郓城义和庄西大堤产生漏洞险情，背河流水已至２００米开外。义和庄村民刘登雨及时找到了临河洞口。郓城县委书记邑国华、县长刘子仁迅速带领５００多名群众赶到现场，实施抢堵，化险为夷。
经过３个多月的艰苦奋战，终于战胜了这次洪水。据汛后统计，在整个洪水期间，共抢堵漏洞４３４个，抢护大堤渗水、蛰陷、脱坡１５０多公里；用石料７．２万立方米，秸柳料２５００多万公斤，木桩８．３万根，麻袋１７万条；抢修子埝加高堤坝共完成土方６６．９万立方米。
当全河上下在积极进行抗洪抢险的时候，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防汛斗争的胜利，是广大治河职工和沿河人民向新中国献上的第一份礼物。
从１９４７年３月１５日黄河归故，到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治理黄河事业的初创阶段。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冀鲁豫和渤海解放区各级党委、人民政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织人民群众修堤防汛，与黄河洪水搏斗，初步建立了人民治理黄河的组织体系，连续战胜了１９４７年至１９４９年的伏秋大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企图以水代兵分割和淹没解放区的阴谋，保卫了解放区人民的胜利果实，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同时也为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治理黄河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黄河治理的形势和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篇章。 这时，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还有许多困难和严峻的考验。中国共产党能否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全世界都在拭目以待。
当时我国大江大河相继发生大洪水，灾情十分严重。因此，新中国刚刚成立一个月，中央人民政府就决定在北京召开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将水利作为安邦兴国的一项重中之重的工作专门研究部署。
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开过不久，黄河水利委员会在河南开封召开了全流域的治理黄河工作会议。会议在总结前几年工作经验的基础上，重点研究确定了１９５０年的治理黄河方针与任务，并正式提出了“变害河为利河”的指导思想。会上，王化云主任第一次提出“把黄河粘在这里予以治理”的新观点，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
随着新的国家政体的建立，统一黄河治理开发管理体制的问题，很快提到了国家的议事日程。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１日，黄河水利委员会改属政务院水利部领导。１９５０年１月２５日，水利部转发了政务院水字１号令，正式明确了黄河水利委员会的机构性质和管理范围。１９５０年６月６日，政务院发布《关于建立各级防汛指挥机构的决定》，明确指示黄河上游防汛由所在省负责，山东、平原、河南３省设黄河防汛总指挥部，受中央防汛总指挥部领导，正副指挥由河南、平原、山东省人民政府负责人及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担任。黄河防汛总指挥部办公室设在黄河水利委员会。
这一时期，在平原、河南、山东３省成立黄河河务局的基础上，沿河各地区、县根据行政隶属，都设立了修防处、修防段。至此，由黄河水利委员会、省河务局、地区修防处、县修防段组成的黄河防汛４级管理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２６日至３１日，毛泽东主席第一次出京巡视，就安排了视察黄河，先后到山东济南，江苏徐州，河南兰考、开封、郑州、新乡等地进行了视察，并在离开黄河时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后来，毛泽东又多次听取黄河问题的汇报。
新中国成立初期，针对黄河上宽下窄的河道形态，为保持宽河道的滞洪削峰作用，并充分发挥淤滩刷槽作用，黄河水利委员会提出了“宽河固堤”的治河思想，并首先在陶城铺以上宽河道采取了废除民埝政策。民埝基本废除后，黄河接连来了几场大水，蓄滞洪效果显著。
为防御超标准的洪水，确保黄河安全，黄河水利委员会又相继修建了石头庄溢洪堰、东平湖分洪工程，增加了黄河防洪的主动性，后来经过逐步完善，成为“上拦下排，两岸分滞”黄河下游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按照“宽河固堤”防御洪水的方针，从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５７年，国家对黄河下游堤防开展了第一次大修堤。对险工进行了石化改造；涌现出人工锥探灌浆的办法，使黄河大堤堤身内部的隐患大大减少；植树种草、保护堤防的措施也得到了较快发展。通过这一系列措施的实施，黄河下游的河道行洪能力、堤防抗洪能力都有了显著增强。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黄河河口地区发生过两次凌汛堤防决口，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此后，当地政府和黄河管理机构加强了对冰凌演变规律的观测、研究和分析，防凌工程措施也有了重大突破，特别是利用水库蓄水防凌的运用，使人们对于黄河凌情的认识产生了质的飞跃。直至２０００年小浪底水库的建成及投入运行，为黄河下游防凌增添了新的能力，目前通过小浪底、三门峡等水库联合运用，基本上解除了黄河下游的凌汛威胁。
新中国成立后，在“变害河为利河”治河思想的指引下，结束了“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历史。 １９５２年年底，在河南新乡建成人民胜利渠引黄灌区。经过几十年的建设，黄河下游沿河２０多个地（市），１００多个县都建起了引黄工程，引黄灌区得到了大规模发展。黄河两岸地区已经发展成为我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
为了全面收集流域基本情况，为黄河治本做准备，黄河水利委员会还组织了黄河源地区的全面查勘。
为了黄河治理人才队伍的培养，黄河水利委员会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期创办了黄河水利专科学校，王化云主任亲自兼任校长。１９５２年全国院系调整时，学校改名为黄河水利学校。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是黄河的丰水期。１９５３年、１９５４年、１９５７年花园口连续出现了１００００立方米每秒以上的洪峰。１９５８年一进入汛期，黄河流域各地又开始连续降雨。从７月１４日开始，三门峡到花园口干支流区间连降暴雨，暴雨区面积达８．６万平方公里。１７日２４时，黄河花园口站出现２２３００立方米每秒洪峰，这是人民治理黄河以来黄河发生的最大的洪水，也是２０世纪黄河的第二大洪水，这场洪水把一件天大的难题摆在了黄委的面前，那就是分洪还是不分洪。按照防洪预案，当花园口站以上不远的秦厂站发生２００００立方米每秒洪水，就可以启用下游左岸的北金堤滞洪区，在长垣县石头庄溢洪堰分洪，如果黄委决定分洪，也属顺理成章。但是当时的北金堤滞洪区内已有１００万人口，２００多万亩耕地，分洪一次国家经济损失要达４亿多元。可如果不分洪，万一堤防失守，黄河决口，会给国家带来惨重得多的损失。在这一发千钧之际，王化云根据对１０余年来黄河堤防抗洪能力增强情况的掌握，根据对下游豫鲁两省人民抗洪抢险士气和决心的了解，根据对后续洪水和雨情趋势的分析判断，做出了“不分洪，靠严密防守战胜洪水”的决策建议，上报了豫鲁两省省委、中央防总和国务院，并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批准。战胜１９５８年特大洪水的事实证明，不分洪的决策是正确的，避免了淹没北金堤滞洪区的巨大损失。
按照黄河防汛总指挥部的部署，豫鲁两省组织了２００多万人的防汛抢险大军，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在千里堤防上与特大洪水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最终战胜了这场特大洪水，在治河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第四章 除害兴利 综合开发
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不仅要根治黄河水害，而且还要综合开发，全面兴利的新的要求。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目标，人民治理黄河必须探索出一条新路来。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期，黄河水利委员会会同有关单位进行了多次黄河干、支流综合大规模查勘。收集了各方面的基本资料。这个时期根据“除害兴利，蓄水拦沙”治理黄河的设想，开展了黄河治本的各项基础工作。
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１９５４年１０月，《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编制完成并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全面、系统、完整的黄河综合规划，它的实施，标志着人民治理黄河事业从此进入一个全面治理、综合开发的历史新阶段。
１９５７年至１９５９年的３年时间内，在黄河干流上相继开工修建三门峡、刘家峡、盐锅峡、青铜峡、三盛公、花园口、位山７座枢纽工程。其中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得到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建设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相继到三门峡工地视察。周恩来总理先后两次在工地主持召开现场会，研究解决工程建设的重大问题。三门峡工程是当时中国修建的规模最大、技术最复杂、机械化水平最高的水利水电工程。工程经历了设计争议、两次改建、三次改变运用方式的曲折复杂的过程，取得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是黄河变害为利的根本所在。新中国成立后，开始有计划的水土保持工作，黄河水利委员会恢复和建立了一批水土保持试验站。各试验站根据各类型区不同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大力创造推广新经验，为探求黄河治本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黄河流域对宁、蒙、汾、渭等一批老灌区进行恢复、整修、配套和扩建，特别是加强了排水系统的建设。同时在一些条件较好的河谷川地修建渠道，发展灌溉。到１９５７年，全河新增灌溉面积约１０００万亩，接近新中国成立前灌溉面积的总和。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期，全国范围内“大跃进”的兴起，使黄河治理的指导思想出现了偏差，不切实际地提出了一些规划指标。在黄河下游，不尊重科学，违背平原地区发展水利的客观规律，使沿黄地区农业发展遭受了严重挫折。１９６２年国务院在范县召开会议，做出停止下游盲目引黄灌溉，破除阻水工程的决定。随着花园口、位山等壅水拦河大坝的破除，加上第二次大修堤的完成，下游河道排洪排沙能力得到了恢复。
经长期研究论证，南水北调工程确定为西线、中线、东线３条引水线路。各有关方面组织查勘、研究论证，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工作，积累了大量宝贵的资料。１９５８年，毛泽东提出了骑马考察黄河、长江全过程的计划，并做了各种准备。这个特殊的考察计划，对于南水北调工程规划各项前期工作的开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１９６４年１２月，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召开治理黄河会议，这是中国治河史上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会议，会议进行了一场各种治河思想的大争论。周恩来在会议上做的重要讲话，对人们认识黄河的客观规律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会议做出了对于三门峡大坝进行第一次改建的决定。会议之后，水电部党组向中央写了《关于黄河治理和三门峡问题的报告》，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治理黄河的经验教训，主要是围绕三门峡工程展开的黄河问题大讨论的情况，做了系统的总结。通过三门峡工程的实践，以王化云为代表的黄河水利委员会对黄河问题及其治理方略的认识，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提出了“上拦下排”新的治黄方略。
三门峡水利枢纽作为在黄河上修建的第一座水利工程，经过近半个世纪曲折发展的历程，它涉及黄河治理开发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大大深化了对整个黄河乃至中外多泥沙河流客观规律性的认识。
１．黄河治理开发方略必须建立在黄河不清的基础上，以积极的态度探索处理和利用泥沙的有效途径。
２．黄河下游防洪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必须不断完善下游防洪工程体系，同时加强非工程措施建设，把确保黄河下游防洪安全，放在黄河治理的首位切实抓好。
３．以淹没大量良田换取库容进行“蓄水拦沙”的思想，不符合当时的中国国情，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
４．水土保持工作是改造黄土高原面貌和治理黄河的一项根本措施，但要达到显著效果，需要一个长期艰苦奋斗的过程。解决黄河泥沙问题，不能单纯依靠水土保持，必须通过多种途径，采取综合措施。
５．三门峡水利枢纽经过改建和改变运用方式的实践，为多泥沙河流上的水库探索出了一条保持长期有效库容的新路，证明在黄河上修建水库不仅能调节水量，而且也能对泥沙进行调节，这是黄河治理认识上的一个重大进步。它为此后小浪底水利枢纽的上马，为多泥沙河流水库采用“蓄清排浑”运用方式进行调水调沙，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丰富和发展了泥沙科学理论。
６．三门峡水利枢纽经过改建，成为黄河下游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十年来，在防洪、防凌、灌溉、供水和发电中，发挥了显著的综合效益。
７．多年实践表明，降低潼关高程要靠改善来水来沙条件、科学调度三门峡水库等综合措施。所谓破除三门峡大坝、绝对停止三门峡水库蓄水等极端主张，并不能解决潼关高程问题，也将严重影响三门峡水利枢纽在下游防洪工程体系的优化调度与联合运用的作用。同时，会打破三门峡水库运行４０多年来与周边相关地区形成的新的生态平衡系统，可能由此引发新的经济与社会问题。
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到６０年代中期，是黄河治理开发迅速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在“除害兴利，综合开发”治河思想的引领下，黄河治理开发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成就。尽管前进道路上也出现了一些失误，但无论是正面经验还是反面教训，经过深刻总结提炼，认真修正完善，都已经成为人民治理黄河事业的宝贵财富。
第五章 “文化大革命”中的黄河治理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文化大革命”开始。遍布大河上下的黄河水利委员会下属各级机关几乎同时瘫痪。
动乱使治理黄河工作进入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治理黄河方针被诬陷为修正主义治河路线而给予全盘否定，各项治理黄河工作被罗织以种种“罪名”横遭批判。一大批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为黄河治理开发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专家、领导干部及工程技术人员，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走白专道路”、“三反分子”等帽子，有的被迫中断了苦心研究多年的科研项目，有的被下放进行劳动改造，更有的被当作专政对象遭到残酷迫害，水土保持专家陶克、黄河水利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仪顺江、水文专家陈本善等人含冤去世。
长期担任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的王化云，也在动乱中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江衍坤、赵明甫两位副主任一起被罢了官，受到残酷批斗，机关其他干部则大批下放。
“文化大革命”前，黄河水利委员会为解决黄河泥沙问题，正致力于“上拦”工程的探索，一边把位于甘肃泾河支流蒲河上的巴家嘴水库改建为拦泥试验坝进行拦泥试验，一边计划在黄河干流碛口、支流泾河东庄、支流北洛河南城里等地修建拦泥工程，可一场动乱使这些计划付诸东流。
黄河修防、水文、水土保持、勘测设计以及黄河水电等战线都受到严重影响，给各项工作造成巨大损失。
国务院非常关心黄河防洪的安全，周恩来总理指示水电部军管会主任张文碧召集黄河水利委员会两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到北京协商解决黄河安全度汛问题，并达成六点协议，基本维持了黄河防汛秩序，保证了防汛抢险工作的进行。
１９６７年１２月起，黄河水利委员会及所属单位相继成立革命委员会，黄河治理工作动乱继续。
１９６９年１月，王化云等人随河南省直机关赴淮阳等县进行“斗批改”运动，到３月份告一段落。王化云回到郑州，恢复了工作，后又在周恩来的关怀下重新进入黄河水利委员会领导班子。
１９７１年，黄河防汛会议出台的《黄河下游修防工作试行办法（草案）》，决定对黄河下游修防工作体制做出重大变动，将原属黄河水利委员会建制的山东、河南两个河务局及下属修防处、段改归地方建制，实行以地方为主，黄河水利委员会为辅的双重领导，水电部给予批复。后因形势变化，仅山东河务局、河南河务局下放两省成为现实，其余修防处、段下放计划未及实施便搁置。
在长期动乱的局面下，黄河治理战线上的广大干部职工始终没有忘记自己肩负的神圣使命，他们顶着压力坚守岗位，为黄河的防洪安全和治理开发尽职尽责。此间黄河不但继续保证了安澜，而且有一些重要的工作得到推动。
１９６５年１月，国家计委和水电部批准了三门峡水利枢纽改建工程。随后相继进行了两次改建，增加了泄流排沙设施，降低了泄水孔高程，加大了泄流排沙能力。１９７３年１１月，三门峡水库开始按“蓄清排浑”方式运用，变水沙不平衡为水沙相适应，使库区泥沙冲淤基本平衡，渭河下游淤积速度减缓，土地盐碱化有所减轻，同时加大了下游河道的排沙入海能力。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至７０年代初，黄河下游河道出现了严重的淤积，堤防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国家决定对黄河下游两岸大堤进行第三次大规模修复，第三次大修堤从１９７４年１１月开始。
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工作也开始恢复，此时召开的黄河中游水土保持工作会议，确定将黄河中游水土流失重点县由原来的１００个增加到１１５个。各地普遍开展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以改土治水为中心，实行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同时恢复了一批水土保持机构。水坠坝、定向爆破筑坝、机修梯田、飞播造林种草等一批新的水土保持措施进入兴盛阶段。
于１９６４年复工的刘家峡水电站也加快了施工步伐。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日下闸蓄水；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１８日，最后一台机组投入运行，标志着刘家峡水电站建成。
龙羊峡水电站于１９７６年１月２８日由国务院正式批准兴建。经过两年多的前期准备，１９７８年７月，龙羊峡水电站正式开工，到１９８９年６月，４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１９９２年枢纽工程竣工。龙羊峡水电站是国内自行设计、自制设备、自己组织施工的大型水电工程，其大坝最大高度、水库总库容、电站单机容量均为当时全国水电站之首，体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国内水电工程建设的能力和水平。
１９７０年开始建设的天桥水电站，工程技术施工设计、地质勘探等工作全由黄河水利委员会规划大队负责，于１９７８年８月之前陆续投入发电运行。天桥水电站为开发黄河多泥沙河段的水电资源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１９７５年８月，淮河发生特大洪水，使得人们对黄河洪水进行重新审视。同年１２月，水电部和河南、山东两省联合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防御黄河下游特大洪水意见的报告》，提出“上拦下排，两岸分滞”的方针。在得到国务院的批复之后，开始进行防御下游特大洪水的规划和重大工程的研究。
１９７６年，在进行了长达９年的精心准备之后，黄河河口实施了第三次人工改道。入海流路由沿用了１２年多的钓口河改道清水沟流路，将入海流程缩短了３７公里，对于改善河道排洪能力、保护油田生产起到了显著作用。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期，华北连年干旱，黄河干流出现断流，位于海河流域的天津也发生了严重的水危机。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从黄河引水接济天津，并于１９７２年、１９７３年、１９７５年３次从河南省人民胜利渠引黄济津。
第六章 改革开放推动黄河治理全面发展
拨乱反正时期的治黄事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形势。
１９７８年２月，黄河水利委员会提出了“除害兴利变害为利综合利用黄河水资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贡献”的治黄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为新形势下的治黄工作指明了方向，给广大黄河职工重新点燃起了旺盛的工作热情。
１９７８年６月在黄河防汛会议期间，李先念针对当时黄河防洪急需解决的突出问题，做出了重要指示。１９７９年５月，水利部与豫、鲁、陕、晋４省联名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写了《关于黄河防洪问题的报告》，对解决黄河防洪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１９７９年１０月，中国水利学会组织召开黄河中下游治理规划学术讨论会。会上，专家们对拟建枢纽工程进行了认真分析比较，其中，小浪底水库和桃花峪工程是大家争论热烈的议题之一。
１９８１年５月国务院决定在１９８１～１９８３年对黄河下游最急需的防洪工程每年安排１亿元３年投资３亿元。１９８１年所需投资决定动用国家预备费５０００万元用于增拨黄河下游治理工程的基建投资。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黄河防洪问题的高度重视。
艰巨而紧迫的防洪工程建设任务，迫切要求组建机械化专业施工队伍。在１９７８年的防汛会议上黄河水利委员会提出组建机械化施工队伍经过几番酝酿推动，１９７９年进入实施阶段。到１９８０年年底共招收８０５３名职工，大部分被充实到机械化施工队伍中。这支队伍，包括多个工种，拥有１０００余台辆机械设备。机械化施工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与工程质量等方面，成绩显著。
始于１９７４年的第三次大修堤，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突飞猛进地发展。到１９８５年修堤加高培厚工程全部完成，同时还进行了其他工程的建设，并完善了防汛非工程措施。对于解决黄河下游防洪问题，增强堤防抗洪能力，完善下游防洪工程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１９８１年３月，沁河杨庄改道工程开工。１９８２年６月，改道工程主体工程完工。完工后仅２个月，黄河发生了“８２·８”大洪水，花园口出现１５３００立方米每秒的洪峰流量，沁河小董站洪峰流量达到４１３０立方米每秒。经过军民的团结奋战，战胜了这次大洪水，确保了黄河防洪安全，杨庄改道工程在这次洪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这次洪水暴露的防洪工程体系的弱点，使人们意识到，要尽快兴建小浪底工程。
在黄河水利委员会与有关方面的推动下，兴建小浪底工程的问题逐步提到了国家的议事日程。１９８３年２月，国家计委和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组织召开小浪底水库论证会。会议对小浪底工程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了深入探讨。１９８５年１０月，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完成了小浪底工程轮廓设计，并顺利通过审查。
１９９１年４月９日，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小浪底工程正式列入国家“八五”计划。１９９４年９月１２日，小浪底水利枢纽主体工程开工，终于从蓝图走向实施。
在小浪底工程开工后的１９９６年８月，黄河发生了一场类型奇特的洪水，水位之高，演进速度之慢，漫滩范围之广，偎水堤段之长，都是多年来所罕见的，使人们又一次认识到黄河防洪问题的严峻性。
经过中外建设者协同作战，小浪底工程建设不断取得突破。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７日，最后一台机组开始发电，６台发电机组全部具备运行条件。这标志着小浪底水利枢纽主体工程全部完工，开始全面发挥巨大的综合效益。
随着小浪底工程建成投入运用，黄河下游防洪工程体系基本形成。按照“上拦下排，两岸分滞”方略经过几十年的建设，下游基本建成了由堤防、河道整治工程、分滞洪工程及中游干支流水库组成的防洪工程体系。在战胜历年洪水取得黄河岁岁安澜的伟大胜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工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户包小流域治理是这一时期的亮点，这种新的水土流失治理形式，显示了旺盛的生命力。据统计，到１９８９年年底，晋、陕、蒙、甘、宁、青６省区小流域治理承包户达２４８．９５万户共治理３５２２万亩。对于促进黄土高原水土保持、使山区人民脱贫致富，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黄河中游地区多沙支流治理速度不断加快。至１９９９年年底，共开展小流域试点１６４条，综合治理水土流失面积１８７２平方公里。对于当地群众脱贫致富、减少黄河泥沙发挥了重要效益。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的探索研究也取得新进展，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确定中游多沙粗沙区１０万平方公里的基础上，２０００年确定将７．８６万平方公里多沙粗沙区作为水土流失治理的重点地区。
黄河规划修订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１９８４～１９９７年，历时１３年，编制完成了《黄河治理开发规划纲要》。尽管这次规划未能进入国家审批程序，但规划中的许多重要成果，在此后的治黄工作中已被广泛引用。如该规划第一次提出了“拦、排、放、调、挖”综合治理的思路等。
河口治理是黄河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为了稳定清水沟流路，先后进行了疏浚、改汊等治理措施。编制了《黄河入海流路规划报告》，并完成了一期治理工程，对河口地区的防洪安全及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黄河水利委员会在原有职能的基础上，又被国家赋予了新的管理职责和任务，管理体制得到不断完善与延伸。
总之，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２０年间，治黄事业得到了迅猛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２１世纪的治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也给世纪之交的治黄工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和思考。
第七章 ２１世纪初期黄河治理开发与管理的探索与实践
进入２１世纪，国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为黄河治理开发与管理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黄河仍面临洪水威胁依然严重、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尖锐、水土流失尚未得到有效遏制、水污染不断加剧４个重大问题。
其中，解决黄河断流危机显得尤其迫切。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黄河已呈现年年断流的局面，而且断流的时间一年比一年提前，每年断流的天数也在持续增多。日趋严重的黄河断流，给黄河防洪、下游沿岸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威胁。于是，一场“拯救母亲河”的行动，在海内外迅速开展起来。
黄河治理开发面临的严峻形势，引起了党和国家新一代领导集体的高度重视和深刻思考。中央领导同志多次视察黄河，就治黄问题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遵照中央领导的指示精神，黄河水利委员会组织有关专家开始了黄河重大问题及其对策的研究。２００２年１月，《黄河近期重点治理开发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编制完成。７月１４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了这一规划。该规划是２１世纪初国家制定的一部重要的黄河规划，对于促进治黄事业的快速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对于黄河下游防洪工程建设，《规划》选定放淤固堤作为堤防加固的主要措施，要求用１０年左右时间初步建成黄河防洪减淤体系。为了落实这一要求，黄河水利委员会提出建设黄河下游标准化堤防体系的目标。到２００５年汛前，黄河下游标准化堤防一期工程已如期建成。
为了缓解日益尖锐的水资源供需矛盾，解决黄河断流危机，１９９８年年底，经国务院批准，《黄河可供水量年度分配及干流水量调度方案》和《黄河水量调度管理办法》颁布实施，为进行全河水量统一调度提供了执法依据。１９９９年３月１日，根据国家授权，黄河干流水量统一调度正式拉开帷幕。至２００６年，黄河已实现了连续７年不断流，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在黄河水资源极其紧张的情况下，按照国家的要求，还多次实施跨流域应急供水，缓解天津、青岛等地的燃眉之急。
解决黄河流域缺水问题，一靠建设节水型社会，二靠从外流域调水。《规划》提出，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是从根本上解决黄河流域乃至西北地区干旱缺水问题的重大战略措施，近期要加快第一期工程前期工作步伐。此后，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加快了工作进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关于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工作，《规划》提出：要以多沙粗沙区为重点，以小流域为单元，采取工程、生物等综合措施，促进植被恢复和生态系统的改善。根据这一要求，从２００２年起，西北地区以“退耕还林”为标志的大规模生态工程建设全面启动。不久，淤地坝工程建设也迈开了新的步伐。
为了推进依法治黄，２０世纪末，黄河水利委员会着手《黄河法》的立法前期工作，目前已正式向全国人大提出了立法议案。于２００３年启动的《黄河水量调度条例》研究与起草，经过几年的努力工作，２００６年７月，通过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８月１日正式颁布实施。这是在国家层面第一次专门为黄河制定的行政法规，在黄河治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世纪之交，面对水利事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探索治水新思路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水利部党组提出了中国水利发展的新思路。对于黄河治理，水利部也提出了“堤防不决口、河道不断流、污染不超标、河床不抬高”的治理目标。这对于黄委转变观念、创新思维，形成新的治黄方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黄河水利委员会提出了建设“三条黄河”，即“原型黄河”、“数字黄河”、“模型黄河”的重大治黄设想，随后即进行了一系列建设。伴随着“三条黄河”科技治黄体系的逐步建成运用，治黄工作逐步迈向现代化。
从２００２年到２００６年，连续５年开展了调水调沙，将约４亿吨泥沙送入大海，使下游河道主河槽得到全面冲刷，过流能力有了一定提高。作为２１世纪黄河治理的一项关键技术，调水调沙正在治黄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黄河下游河道中，大量淤积的是粒径在０．０５毫米以上的粗泥沙，因此，处理粗泥沙成为现阶段治理黄河泥沙的突破口。经过研究，黄河水利委员会提出了建设拦截黄河粗泥沙的三道防线的战略设想。
新世纪之初，黄河水文为治黄工作提供服务的能力进一步加强，水文事业的科技含量增加，传统水文向现代水文转变的步伐加快，黄河水文在治黄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基础作用愈加凸现。
黄河水资源保护的总体能力明显增强，在治黄工作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水资源保护监督管理工作取得突破，实施了入河污染物总量限制排放，建立了重大水污染事件快速反应机制，建成了较为完整的多功能水质监测网络体系。
在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２００４年１月，黄河水利委员会党组提出了“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治河新理念。这一治河理念是中央科学发展观和水利部治水新思路在治黄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是治河思想的一次重大创新，为治黄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５年，黄河水利委员会成功举办两届黄河国际论坛，为各国水利专家构建了一个交流对话的平台，为中外水利同仁铺架了一座友谊桥梁，也为治黄职工创立了一个吸取国内外先进治河经验和技术的窗口。
第八章 沿着科学发展观指引的道路阔步前进
６０年来，人民治理黄河事业波澜壮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各个时期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防御洪水，实现了黄河伏秋大汛岁岁安澜，彻底扭转了历史上黄河“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的险恶局面，有力地保障了黄淮海大平原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国家经济社会的顺利发展。
黄河水利资源得到合理开发利用，流域及下游引黄地区灌溉面积发展到１．１亿亩；城市供水获得了快速发展，取得了显著的综合效益。
黄河干流已建、在建水电站２５座，装机总容量达１７２４．５４万千瓦。据２００４年统计，黄河干流水电站已累计发电４５４４亿千瓦时，直接发电效益达２０００多亿元。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累计达到２１．５万平方公里，年均减少入黄泥沙３亿吨左右，减缓了下游河床的淤积抬高速度，黄土高原生态建设效益显现。
多措并举、综合治理，泥沙处理与利用取得了重大突破。
全河水量实行统一调度，连续７年实现了全年不断流，初步扭转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黄河下游连年断流的不利局面。
开展河口治理，相对稳定入海流路。清水沟流路目前已经安全行水３０年，且流路河道情况良好。
人民治理黄河６０年，具有以下基本特征：一是党和国家始终把黄河治理作为事关安民兴邦的重大问题予以高度重视。二是人民群众真正成为黄河治理事业的主体。三是坚持科学规划，在正确的治河方略指导下前进。四是以基础研究与科技创新推动黄河治理开发不断发展。五是努力吸收国际先进科学技术，提高黄河治理开发水平。六是不断完善流域管理体制，为治河事业发展提供保证。
在人民治理黄河６０年的过程中，取得了以下基本经验与认识。
一是充分认识黄河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牢固树立起长远、战略、全局的观点，深入研究、不断探索，持之以恒、艰苦奋斗，搞好黄河的治理开发与管理。
二是黄河治理开发与管理必须遵循黄河的自然规律。只有充分认识黄河的河情，尊重并遵循黄河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去治理开发与管理黄河，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治理开发效果。
三是立足全局，统筹兼顾，坚持系统性原则，把黄河治理开发与管理的每一个方略，每一项举措都放到流域这个系统中去思考和实施，保证黄河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四是必须坚持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路线，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前进，努力把黄河的事情办得更好。
五是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揽全局，实现人与河流和谐相处。维持黄河健康生命，当好河流代言人，以黄河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持流域及其有关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２００２年７月国务院批复的《黄河近期重点治理开发规划》，明确提出了黄河治理开发的目标：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完善的黄河防洪减淤体系，有效控制黄河洪水泥沙，初步形成“相对地下河”，谋求黄河长治久安；形成节水型社会，实现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向黄河流域调水１７０亿立方米左右，供需矛盾基本解决。黄河流域地表水恢复良好状态，黄河流域适宜治理的水土流失区基本得到治理，平均每年减少入黄泥沙达到８亿吨，生态环境实现良性循环。
为了实现黄河治理开发的目标，谋求黄河长治久安，黄河水利委员会提出了建设防洪减淤体系，水资源管理、利用和保护，水土保持，科学研究与技术进步，构建水沙调控体系，黄河下游河道治理等方面的重点工作。
展望未来，黄河治理开发与管理的远景蓝图已经绘就。我们坚信，在党中央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经过长期努力，黄河一定能实现长治久安，更好地造福中华民族，人与河流和谐相处的时代一定会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