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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桑厚重杀虎口

来源: 发布时间:2017年07月04日    责任编辑:范江涛

  哥哥走西口,小妹妹实难留……

  一首河曲民歌令人撕心裂肺、荡气回肠,歌曲里的西口就是指位于晋西北地区右玉县的杀虎口。杀虎口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现如今还保留有雄伟壮观的古长城、鳞次栉比的烽火台以及韵味十足的古驿道等历史文化遗存。可以说,杀虎口是一本内涵丰富的书,是我们认识明清时期山西人走西口、谋生活的有力佐证。

  据史料记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杀虎口就有人居住,名“参合径”,又叫“参合口”,秦、汉、隋沿用此名。唐时更名“白狼关”,宋时叫“牙狼关”。明时北方少数民族南侵,朝廷多在此口发兵抵御和征伐,因此又更名为“杀胡口”。清代对北方游牧民族采取怀柔政策,将“胡”改“虎”,从此,杀虎口沿用至今。

  历史上,游牧民族纵马南下,多从这里进攻中原,历代王朝都在这里屯兵扼守。杀虎口是山西乃至中原的北大门,作为军事要塞和边境雄关有2000多年的历史。

  杀虎口作为重要关隘,历经烽火狼烟的洗礼。早在战国赵孝成王元年(公元前265年),赵国就派重兵驻守雁门一带,著名大将李牧曾多次出参合径击败匈奴的进犯。汉代大将李广、卫青、霍去病都曾从这里挺进大漠,驰骋疆场。明代为了防止游牧民族南侵,修筑了万里长城。为了加强长城防守,明朝廷于嘉靖三十三年(1544年)在杀虎口修筑了城堡,万历四十年(1612年)又在旧堡的基础上修筑新堡——平集堡,两堡相连,难攻易守。

  到了清代,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历时多年征噶尔丹部的战争中,杀虎口一直处于大本营的地位,担当着传递情报、运送军粮军饷等国防重任。康熙皇帝更是亲征,大军十几万,负责运送粮草的又是十几万,人来车往,络绎不绝。西征凯旋时,康熙帝在杀虎口设御宴宴请有功将士,因此,杀虎口又沾上了帝王之气。

  那些年,杀虎口就像万里长城上的一颗明珠,辉煌灿烂。当年晋商富甲天下,而大多数的晋商又是从杀虎口发家的,杀虎口便成为晋中商人经营商贸的一个平台。

  在杀虎口,商人经常出入边关集市,学会了蒙古语并熟悉蒙古人的生活习俗与交往礼仪,因此懂得怎样与他们交易。早在康熙西征时,他们就以小商小贩的身份,肩挑货物做起了随军的买卖。当时在杀虎口的山西商人大多摆摊设点,各种字号的作坊、店铺达上千家。后来精明的商人还通过向朝廷捐献银两讨要了印票、龙票,甚至是红色顶戴,不仅商业风险大大降低而且有了不少特权。在经营商贸中,因为晋中商人恪守诚信经营的理念,再加上细致周到的服务,因此,经商之路越走越顺,最终名利双收。那时的杀虎口呈现出商贾云集、市衢宽敞、繁华富庶、货如雾拥的繁荣局面。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些商人把杀虎口推进了日进斗金的经济繁荣时代。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杀虎口这个干戈不息之地,背井离乡、妻离子散的故事更是屡见不鲜。

  杀虎口作为兵家必争之地,常常四面边声连角起。汉代苏武出使匈奴前就写下了著名的“三别”,《别妻》《别昆弟》《别李陵》,把夫妻、兄弟、朋友间生离死别、难舍难分的感情写得淋漓尽致,让人读后不由得潸然泪下。《别妻》中写道:“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欢娱在今夕,燕婉及良时。征夫怀远路,起视夜何其。参辰皆已没,去去从此辞。行役在战场,相见未有期。握手一长叹,泪为生别滋。努力爱春华,莫忘欢乐时。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有人说这是最早的走西口的吟唱。

  这里自古地瘠天寒,生活艰难。到了16世纪末,中原一些地方的百姓贫困潦倒,苦不堪言,为了养家糊口开始走西口谋求生路。走西口约从明代中期开始,其高潮出现于明末清初,直到清末,前后经历了大约300年的历史。好多人都是边走边唱一路乞讨走到西口外。有诗曰:“苍河水,水长流,流的是眼中泪,淌的是心中血。”

  杀虎口处于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交界处,这里是民族融合的前沿阵地。汉民族与匈奴、突厥、契丹、蒙古族等征战的同时,也互相影响、互相学习。杀虎口曾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地,也是昭君出塞回首大汉山河之地。

  杀虎口的民族结构是多元的,随着历史的演变,汉族、蒙古族、满族、回族都在此地生生不息。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杀虎口好比一口坩埚,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在此不断碰撞与交融,相互依存,相互补充。流行于杀虎口一带的二人台兼收并蓄,集多种表演为一体,既有汉民族的音乐成分,也有蒙古族音乐的成分,有时道白还用蒙汉两种语言混合起来表达。杀虎口的庙宇、楼阁牌匾甚至墓碑都用汉满蒙回等文字书写,闪烁着丰富的文化之光。

  今天的西口依然壮丽,满山遍野的绿色,让西口多了一份柔美。骄阳下,落日里,漫步在西口玄武岩铺设的古驿道上,重温悠久的历史,让人沉静遐思。(晋 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