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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与雄州的环境历史剧

来源: 发布时间:2017年06月28日    责任编辑:裴亮

河北平原地区黄河河道变迁及洪水方向示意图(1048~1128年间)

  今年的愚人节,张玲差点以为自己被开了“玩笑”。

  美国东部时间2017年4月1日,凭借第一本著作《河流、平原、政权:北宋中国的一出环境戏剧,1048-1128》,美国波士顿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张玲被美国环境史学会授予2017年度最佳环境史图书奖。

  接过证书前,已经在美国工作、学习了十几年的张玲还在担心误读获奖通知。该学会是美国环境史研究领域最权威、资深的学术组织,成立40年来,第一次把大奖颁给以非西方历史为研究对象的著作。亚洲人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那个木质、带有金属边框的证书上。

  几乎在同一时间,张玲手机上弹出一条新闻。

  4月的波士顿依然寒冷,关于这条新闻的讨论达到沸点——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等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被设立为继深圳和上海浦东后的又一国家级新区,“雄安新区”横空出世。

  “可能全中国99.9%的人都没有想到这个决定的出台。”这其中也包括张玲,这位长期研究北宋时期河北地区的女学者,反复看着那条新闻消息。在她刚刚获奖的书中,有好几处都提到了千年之前的雄县,也就是北宋时期的雄州。

  她发现,自己对研究对象千年之后境况的了解,似乎还不够深刻。

  一夜之间,天翻地覆

  以2017年4月1日为界,雄县在一夜之间彻底告别了过去。

  前一天,这里还遍布红色或蓝色屋顶的平房,主干道两侧数量最多的是农机商店,大片的农田包围着低矮的县城。成为“新区”之后,这里热闹起来,车水马龙,房价飞涨。

  翻看着这些消息,张玲想起了北宋时的雄州。这个地方并非第一次经历如此突如其来的巨变。只是千年前的那一次,带来的不是勃勃的生机,而是摧毁与衰败。

  北宋时期1048年,原本与当时河北平原的边界线几乎平行的黄河,突然在如今的河南濮阳东昌湖决口,随后像一匹失去控制的野马,冲进了河北平原。汹涌的洪水沿着平原的腹地一路向北,蔓延到了雄州与霸州连片的湖泊,然后在天津汇入渤海。

  同样在一夜之间,黄河与雄州,这两个原本相隔200多公里的地理单元,以一种猝不及防的姿态相遇了。

  对于张玲来说,这个环境现象“非常具有戏剧性”。这种构想在后来也成了她著作的标题:北宋中国的一出环境戏剧。

  洪水淹没了村庄和农田,整个河北至少有20%的居民失去了生命。八到九成难民离开故土,却死于漫长的迁徙旅途,堆积的尸体在道路上蔓延了500公里以上。

  此后一年间,暴烈的洪水让三个季度的农作物颗粒无收。史料记载,饥饿的人们甚至父子相残。1108年,黄河再次夺漳河河道北流,洪水将整个巨鹿县城陷没,直到1918年,巨鹿县大旱,民众在掘井的时候才重新发现了深埋于黄土之下的巨鹿古城。

  实际上,出生、成长于浙江小城的张玲18岁到北京上大学的时候,这才在火车上第一次见到黄河。

  “过黄河了!”父亲摇醒她。她望向窗外,看见“整个天地都是黄色”,这才意识到,“北方到了”。4年前,她为了考察第一次走到黄河边,那也是她唯一一次近距离感受这片土地。

  对近现代环境史研究来说,地表上或许还能找到过去两百年来留下的痕迹。而对于研究1000年前黄河流域的学者而言,不必在当代进行实地考察。但张玲觉得,“必须要去黄河边走,必须感受那里的温度、泥沙,必须在精神上和情感上跟那片河流、土地有深入的接触。”

  跟千年前发生巨变时一样,那也是一个夏天。然而眼前已经全然是另一幅景象。

  “现代科技手段已经把黄河控制在相对平稳的状态中,大部分水流在上游和中游被截留,并在宁夏、甘肃等地被引导、分输利用掉了。”张玲说。行至下游时,黄河引发野兽般狂暴灾难的可能性已经被大大降低。

  在郑州的黄河岸边,她看到不同层次的泥沙淤积成深深浅浅的黄色,岸边老百姓的渔船载满观光客,小餐馆里冒着热腾腾的蒸汽。黄河的水流非常缓慢,河道舒缓地向远处延展。

  80年的相遇,近千年的回响

  对雄州来说,那场与黄河持续了80年的相遇,形成了绵延近千年的影响。如今不少湖泊湿地,还是当年留存的。

  雄安新区往东北100多公里,就是首都北京。在千年前的北宋,如今的北京被称为“南京”,是辽的五大都城之一。北宋建立后,宋辽双方对峙于河北平原中部地区,流经雄州的拒马河成为双方在此地区的界河。雄州位于界河之南仅30里之遥,是北宋在河北的边防重镇。

  在与黄河相遇之前,雄州已经拥有大量“塘泊”,即由沟渠、堤堰等设施连接的湖泊群、草泽地和一些水田构成的水域网络。这是北宋为了抵御辽兵的入侵,利用河北地区地势低洼、河湖密布的地形大量兴修的。这样一来,不仅能阻滞契丹骑兵,还能减少沿边戍守兵士,节约军费开支。另外,在塘泊中种植水稻,用兵士屯田,还能够补给部队军粮,减少后勤补给的压力。

  自那以后,雄州“城南陂塘数十里”。据估计,北宋塘泊防线东西长达?400多公里,总面积达1万多平方公里,包括如今的白洋淀。包拯曾出任过河北都转运使,认为雄州“州城至北界只三十里,路径平坦,绝无蔽障之所”,边防安全“全籍塘水为固”。

  “黄河的突然介入,短期内为这些塘泊带来大量水源,使其整体面积变大,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北宋的边防。”张玲说,“长期来看,黄河携带的大量泥沙加速了塘泊淤积和枯竭,并带来了无尽的恶果。”

  洪水在平坦的河北平原上任意冲撞,水流无法随地势排走,土地日益盐渍化。包括雄州在内,无数的湖泊与池塘被淤塞,甚至一个城市都“埋在了黄河的泥沙之下”。淤泥很快就变得贫瘠,史料记载,河北平原曾经肥沃的土地都变成了沙地。

  张玲在书中写道:“水土流失随之而来,不仅使得土地沙化成为严重的环境问题,也使得这一问题成为河北自11世纪直至现代的一个特征。”

  1194年,宋代官员为了抵御金人对开封的攻击,将黄河人为改道向南。那条被遗弃的河道则留在北方,成了沙源。起风时,沙尘暴会肆虐整片华北地区。几个世纪后,一位朝鲜使者的记录中还提及这里“白沙平铺,一望无际。旷野无草,五谷不生,人烟鲜少”。从那时至今,华北地区遭受沙尘暴的困扰,已经长达9个世纪。

  以至于千年以来,这片土地上的农业、经济活动、人口增长,都放慢了脚步。

  未必只有人,才是历史的主角

  复兴的机遇以另一种突如其来的方式降临在华北大地。

  看到雄安新区设立的新闻后,张玲的第一个念头是“北京太大了”。

  “雄安新区的设立,很大程度上是用来吸纳北京无法承受的城市功能。”

  作为一位环境史学者,她立即开始想象,“城市化未必带来好的后果。急速的、不加限制的城市化进程,可能会带来资源的激烈竞争,会给当地自然环境生态系统突然带来巨大的压力。如何吸纳大量涌入的外来人口?如何解决当地的水资源利用、水污染处理问题?如何协调不同社会群体对各类资源的竞争?”

  在她的研究中,已经有无数案例能够证明:人类造成的环境恶化是长期而缓慢的,并非在短期内肉眼可见。“后果可能要等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在我们的子孙后代生活的环境中表现出来,而在我们的有生之年,那种存在于未来的可怕常常会被忽视,并且超乎想象和认知。”

  在北宋的167年里,黄河中下游地区发生水患共计89次,大约每两年发生一次。张玲介绍,当时抵御水患的技术手段十分有限,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使用木材、泥土、石块建造大坝。为了加固大坝,当地居民伐光了附近山陵中的树木和灌木,大量泥沙被风吹到附近的河流,成为黄河浓重颜色的一部分。

  北宋中期时,陕北一带已经很难找到成材的树木。麟州修固城池时,竟只能拿百姓家一扇门板代替,且再也找不出第二扇可以替换。太行山“失去了它的松树林,变得光秃秃的”。

  “辛苦砍树的那一代人,根本想象不到自己的子孙会在肆虐的洪水中失去生命。”张玲说。

  根据张玲的研究,北宋政府甚至会诱导黄河往某个方向改道,因为那里被认为是边缘性地区,对国家政权的核心利益危害要小一些。

  “黄河与河北地区的环境问题就像一个黑洞。”张玲在书中写道,北宋政权渴望驯服黄河,从而为国家和人民构建一个温良的自然环境。这些努力被不断吸入这个“黑洞”,却造成生态系统的退化和人类社会的灾难。

  这种对政权强力改造自然环境的描述,是她此次获奖的理由。美国环境史学会对她著作的评语是“一次关于政权的欲望、局限,以及自然变化无常的激动人心的研究”。

  “人只是巨大世界中的一小部分,有时未必是主角。”张玲说,“历史不光是由人创造的,而是人与物、自然之间交流形成的,这也是环境史强调的世界观,它扩大了历史的定义。”

  在哈佛大学做博士后期间,张玲开始从一个“只关注个人和群体”的传统历史学者,转而研究环境史。这是一个需要跨学科研究的学术领域,她开始从头学习水文学、地质学、土壤学、生物学。

  这个经常被外国人称为“中国娃娃”的小个子女性爱听爵士乐和嘻哈,写书时会喝上一杯红酒。“环境史研究需要多元,人也一样。”对她来说,“吸取各个元素的长处,理解不同”才是最重要的。

  “历史学家的工作不是预测未来,不能把历史的状态直观、直接地套用在现实状态。”张玲说,“环境史就是要让人重新改变看待世界的方式。某种程度上,经济发展不是唯一的主导,个人的发展不是终极目的。明白了这一点,也许从现在开始,世界就能作出改变。”

  获奖已经快3个月了,那个隆重地镶着边框的证书依旧被她随手扔在一边,“重要的永远是下一步。”(记者 玄增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