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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在历史上的军事战略地位

赵炜
责任编辑:李云琦 来源:

  摘要军事是政治的集中体现。黄河流域长达3000余年的政治中心地位,也随之使其成为群雄逐鹿,军事征伐频繁发生的大舞台。农民起义或改朝换代的战争,曾在这里多次上演;以水代兵,有计划、有预谋的扒决黄河堤防,在黄河下游曾多次发生;依靠黄河的自然之险和便利条件,开挖漕渠,戍边屯田,成为历代统治者抵御外患,或控制内乱、赢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手段。鉴于黄河极其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封建统治者在对其实施治理时,也不得不从王朝兴衰的社会、政治、军事角度出发,慎重处置。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我国5000年文明史中,黄河流域位居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达3000余年。西安先后有13个朝代在此建都,洛阳亦有13个朝代建都,开封8个朝代建都。中国八大古都,黄河流域占半数以上,即西安、洛阳、开封、安阳、郑州等。 

  这些王朝之所以选择在黄河流域建都,除自然条件优越,农业发达,有着良好的经济基础外,关键是水运方便和军事战略地位重要。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周公认为:洛阳居天下之中,方便全国各地诸侯缴纳贡赋,是理想的建都之地。至东周,随着周王朝疆域的拓展和统治中心的东移,洛阳随之取代西安而成为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刘邦征服天下后,之所以选择西安为都,与其谋事张良对关中地区重要战略地位的认识和评价有关。“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张良看重的是这里的军事战略价值和黄河漕运在稳定国家政权、繁荣封建经济方面的重大作用。另外,还有不少帝王将相对西安、洛阳作为建都之地,做出过影响深远的评价和论述开封地处平原,尽管不是理想的建都之地,但因历史上河湖密布、河渠纵横,水陆交通便利,而受到统治者的青睐,成为一个王气很盛的城市。 

  一、群雄逐鹿  战争舞台 

  军事是政治的集中体现。黄河流域长达3000余年的政治中心地位,也随之使其成为群雄逐鹿、军事征伐频繁发生的大舞台。农民起义或改朝换代的战争,曾在这里多次上演。 

  在我国史前文明的发展进程中,黄河流域作为旱地农业经济区曾一度成为部族迁徙的落脚点。大迁徙、大集中,加之严重的自然灾害,引发了各部族在生存空间上的剧烈争夺,也同时促进了部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和中国社会的大改组。如传说中的炎帝与蚩尤三次鏖战、与轩辕黄帝的阪泉之战等,对开启中华文明史、实现中华民族第一次大统一,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华夏文明的孕育和诞生是在黄河岸边的战鼓声中进行的。 

  春秋战国时期,无论是“五霸”的争夺,还是“七雄”的火拼,大都发生在黄河两岸。即使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这些战事仍为国人所津津乐道。楚汉相争的鸿沟之战、曹袁争雄的官渡之战等,则因其经典,而永载史册。农民起义,是我国封建王朝兴替的重要因素。秦末陈胜、吴广,隋末瓦岗义军,北宋的晁盖、宋江,以及明末的李自成农民起义大军等,都曾纵横驰骋于黄河流域。 

  抗日战争时期,黄河两岸建立有陕甘宁、晋绥、晋冀鲁豫等多个根据地。“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保卫黄河、保卫全中国的歌声响彻华夏,亿万军民浴血奋战在这片热土上,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解放战争时期,结束国民党统治、解放全中国的三大战役之一——淮海战役,也是在黄河下游展开的。 

  另外,流域内许多地方因地势险峻、位处交通要冲,而在历史上成为军事重镇或兵家必争之地。如被唐玄宗称为“关门限二京”的潼关,人们用“人间路止潼关险”的诗句来形容其险峻,在这里有时间可查的重要战争就多达40余次。汉代命名为“金城”的兰州,因其地处通往河西与青海、新疆的咽喉要塞,故有“河西雄郡,金城为最”的美誉。榆林、靖边、绥德等地也是历代军事重镇。 

  “得中原者得天下”。地处黄河中下游的河南省,因位处我国腹地,承东启西,南北通达,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而成为王朝更迭的主战场。据不完全统计,从夏朝至明朝全国共发生战争1500余次,其中140多次就发生在这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如军事和交通战略位置非常重要的郑州,就曾发生过晋、楚争霸的邲之战,秦与赵、魏之间的华阳之战,楚、汉争夺的成皋之战,曹操和袁绍两集团相争的官渡之战,冯、阎倒蒋的中原大战等多起规模较大的战争(牛玉国等:《黄河与河南论坛•黄河文化专题研讨会文集》,黄河水利出版社2009年版) 

  鉴于黄河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封建统治者在对其实施治理时,也不得不从王朝兴衰的社会、政治、军事角度出发,慎重处置。 

  汉武帝时,黄河在瓠子(今濮阳境内)决口。汉武帝委派汲黯、郑当时率众堵口。因口门宽、水势猛、料物不继,堵而复决。当时的丞相田,因其封地在河北(在今夏津东),“河决而南,则无水灾,邑收多”,乘机向汉武帝进言:“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强塞,塞之未必应天。”一些术士也附和其言,加以北方匈奴有入侵之势,堵口工程遂半途而废。20余年后,针对越来越严重的黄河灾患,在汉武帝的亲自指挥下,瓠子决口才得以堵复。汉代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亲身经历了此次堵口,深感水之利害于人类发展的重要性,并成就了我国第一部水利通史——《河渠书》。 

  东汉初期,河、济(济水)、汴(汴渠)乱流,黄河、淮河之间大面积土地常常受灾当权者曾一度有意治理,但因国家尚处于战后的恢复期,财力有限,民众生计困难,担心事急生变,而未能实施。汉明帝执政后,灾区民怨沸腾,强烈要求尽快治理。因执政者意见不统一,一时拿不定主义,而未能尽早动手。“或以为河流入汴,幽、冀蒙利,故曰左堤强则右堤伤,左右俱强则下方伤,宜任水势所之,使人随高而处,公家息壅塞之费,百姓无陷溺之患。议者不同,南北异论,朕不知所从,久而不决。” 由此不难看出,当时汉明帝在黄河治理上复杂而又矛盾的心情。直到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才依照王景陈述的意见,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治理。而此时,这次水患灾害已有60余年的历史了。 

  到了北宋,曾发生长达40余年的“东流”“北流”之争。欧阳修作为“北流”方案的主要支持者,曾两次上疏陈述不能回河的原因。在第一疏中,他分析了当时“天下苦旱,京东尤甚,河北次之”,“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后,继以凶年,人户流亡,十失八九”的严重形势,认为在“国用方乏,民力方疲”之际,以“三十万之众,开一千余里长河”,不但人力、物力不允许,而且会引起“流亡盗贼之患”,危及赵宋王朝的根本利益。而无论哪一方,在争论中更是都把“防辽”(即契丹)作为自己的理由。黄河的治与不治,如何治,军事需要成了重要砝码。如在第二次“回河”时,以王安石等人为代表力主“堵塞北流,使河行唐故大河北支”。然而,反对者以“天所以限契丹”为理由而大加阻挠。到了第三次争论时,赞成东流的一方同样以“河不东流”,则“失中国之险,为契丹之利”,反对黄河北流。当然,这里面也可能有敌情、河情的变化及其他因素的存在。就是在这样反复的争论中,延误了治河战机,致使黄河多次决口,并酿成改道,给两岸人民带来了更大的灾难。 

  元代贾鲁治河的阻力亦有社会、政治上的考量。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在白茅口(今山东曹县境内)决口,“方数千里,民被其害”。在元朝政治、经济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会通河漕运,因此而被切断。严峻的局势,迫使统治阶级必须做出抉择。贾鲁两次上书请求治河,并提出了自己的治河方策。第一次“议未及竟”而作罢。第二次,在当权者的重视与支持下才得以实施,但仍有不少反对者。如当时的工部尚书成遵就认为:“河之故道不可得复”,并说“济宁、曹、郓,连岁饥谨,民不聊生。若聚二十万人于此地,恐后日之忧,又有重于河患者。” 意思就是害怕聚众兴工,会引起农民起义。结果不幸而被言中,“休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参加此次堵口的河工们,因不满统治者的沉重压迫,借机起义,引发了规模浩大的元末红巾大起义,直至元朝灭亡。 

  二、扒决堤防 以水代兵 

  以水代兵,是军事指挥者的惯用手段之一。有计划、有预谋的扒决黄河堤防,以谋取战役的胜利,在黄河下游曾多次发生。据史书记载,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各国互相攻伐,出于军事需要,曾多次扒决黄河。从公元前359年至公元前225年的百余年间就有魏惠王十二年(公元前359年),楚国出兵伐魏,扒决黄河,水淹长垣(今河南长垣县);赵肃侯十八年(公元前332年),齐、魏联合攻打赵国,赵国扒决黄河,逼联军退兵;赵惠王十八年(公元前281年),赵国派兵入卫,决河水淹卫军;秦王政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秦国将领王贲率军攻魏,决河水淹大梁(今开封市)等4次之多。 

  北宋以后,黄河仍不时出现扒决之害。建炎二年(1128年),南宋赵构政权为阻止金兵南进,东京(今开封市)留守杜充又一次扒决黄河。金天兴三年(1234年),蒙古军南下决河于开封北的寸金淀,迫使南宋军“引师南还” 

  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闯王李自成率农民军采取“围而不攻,以坐困之”的战术,攻打中原重镇开封城。在朝廷援军一败再败、义军持续围困100多天后,以周王恭枵、巡抚高名衡、推官黄澍等人为首的开封守军打起了黄河的主义。他们勾结黄河北岸的巡按御吏严云京,密谋策划,先是扒决朱家寨(今开封黑岗口)大堤,接着扒开马家口大堤。特别是后一次决堤,恰逢黄河秋汛,洪水大涨,滔滔洪水直灌开封城,全城37万仅有3万多人幸存。李自成农民军不得不因此而主动撤围。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又一次扒决黄河大堤。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在日本侵略军的大肆进攻下,国民党政府弃城丢地,节节败退。为了阻止侵略者的步伐,为国民党政府的大撤退赢得时间,蒋介石置人民生死于不顾,下令扒开花园口黄河大堤。奔腾的洪水穿堤而出,直泄东南,千里平原,顿成一片汪洋。黄、淮间的大片地区遭受了灭顶之灾。最大一股沿贾鲁河经中牟、尉氏、鄢陵、扶沟、西华、淮阳,至安徽亳县顺颍河到正阳关入淮;另一股自中牟沿涡河经通许、太康、亳县,至怀远入淮;还有一小部分,自西华向南至周口注入颍河。黄河洪水在安徽怀远与淮水汇聚后,横溢洪泽湖,而后分注长江、黄海。 

  据灾后统计,这场人为的灾祸,使河南、安徽、江苏等344个县、市1250多万人受灾,89万人死于非命。受灾最重河南省,死亡人口高达47万多,有21个县、市900多万亩耕地被淹。直到黄河回归故道的1947年,河南中牟、尉氏、通许、扶沟、西华、商水等6县的人口总数,还仅为灾前的38%。另外,黄河洪水、泥沙进入淮河后,致使淮河干流和众多支流严重淤塞。每到汛期,黄河洪水滚滚南下,淮河上下漫溢横流,大片地区被淹没,民众流离失所。这种灾连灾,苦连苦,使黄泛区人民饱尝了这次人为决口的巨大灾难。 

  1946年,国民党政府故伎重演,打着黄河归故的旗号,强行堵复花园口决口口门,妄图水淹解放区。 

  人为决口的灾难,还不仅仅局限于上述,对黄河自身来说,其影响也十分巨大。如杜充扒决黄河后,水流自泗(泗水)入淮(淮河),导致其数百年夺淮入海局面的形成。花园口扒决后,直到1947年3月才得以堵复,回归故道。黄河夺淮入海将近9年,并在淮河上下留下泥沙100多亿吨,生态环境遭受重创。 

  三、自然之险 军事屏障 

  天时、地利、人和,是决定战争成败的关键。依靠黄河的自然之险,也是历代统治者抵御外患或控制内乱的重要手段。 

  如春秋战国时期,围绕“河西”之地的争夺和保守,秦、晋之间发生了多次战争。疆域变化,彰显霸业兴衰。黄河作为一条自然河流,因其天然的隔离作用,被双方赋予了疆界的功能。“河西”为晋国所有,黄河为其内河;为秦国所占,黄河又转而变成两国的边界线。“以河为界”,黄河小北干流因此而成为晋、秦两国重要的军事屏障和级别最高的边界线。秦一统天下后,实行郡县制,黄河由诸侯列国边界演化为郡县行政区边界,小北干流亦从高级别的“国界线”降级为行政区划的边界线。 

  在北宋后期,黄河下游已处于行河晚期,河道严重淤塞,河患频频发生。1048年黄河自然决溢改行新道,这时本应因势利导治理新河,然而当权者为利用北方沼泽阻挡辽兵进攻,强行回河维持故道,先后历经数十年,不仅劳民伤财,而且此堵彼决灾害不断。 

  1127年金灭北宋。此后的150多年中,逐步形成了金、元和南宋南北对峙的局面。金、元政权在黄河治理上采取“以宋为壑”的治理方针,北岸筑堤,南岸放任自流,老百姓只能靠民堰自保。 

  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是否堵复口门,执政者反复争论达30余年。赞同者多以恢复漕运和消除山东水患为理由;反对者,除言工程艰巨,府库空虚,经费难筹,就河筑堤方便外,借河泛山东以阻捻军北进的用意也是明显存在的。倘若河复淮徐故道,那就会“北岸干涸无黄河天险可守,逆捻北犯,路路可通”,从而导致黄河决溢灾害的进一步加重和又一次大改道的发生,使长期夺淮入海的局面归于终结。 

  抗日战争时期,内忧外患下的黄河,作为中国军民奋勇抵抗日军侵略的天堑屏障,为赢得战争的最终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花园口掘堤,迟滞了日军的侵略步伐,但也酿成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巨大灾难。中上游的抗击,迫使日军侵占西北抗战后方的图谋落空。“河防就是国防”,改道后的黄河下游河道则成为中国军队牵制和打击日军的重要防线。而在中华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一曲《黄河大合唱》,大大激发了国人不畏强敌,浴血奋战,誓死保家卫国的决心和斗志。 

  纵观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除黄河下游部分河段暂时为日伪掌控外,沿黄两岸事实上已成为国民党政府军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与日军对决的前沿阵地。黄河小北干流及潼关至郑州河段以西以南,基本为国民党政府军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所控制;而以东、以北则为游击区,分布着共产党领导下的多个抗日根据地。花园口决口改道后,郑州至西平河段以西,长期为国民党政府军控制(直到19444月豫中会战开始后日军才突破该防线),以东为日伪军控制;西平以下为新四军和国民党政府军的游击区。 

  另外,黄河浮桥在历代经济社会和军事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也十分值得一提。如位于山西永济的蒲津浮桥。春秋战国时期,此地为沟通秦晋的交通要冲、必经之路。秦昭襄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秦国大军征伐河东,并在此建造了“曲浮桥”。沿用近千年后,唐王朝将其改建为铁链浮桥。两岸各铸4个几十吨重的铁牛锚住铁链(每只铁牛有一铁人作驱策模样),以锚定约360米跨度的浮桥。这一建桥技术和冶炼工艺被后人誉为我国乃至世界古代桥梁史上的一大奇迹。直到明穆宗隆庆年间,因洪水冲蚀,该桥才被彻底损毁。 

  又如晋武帝时期,名将杜预为调集力量,全力伐吴,在富平津(今河南孟津附近)架设了河阳浮桥。此后,该桥经历代重修,前后使用长达800余年,为中原经济社会的长期繁荣做出了贡献。 

  再如,明朝洪武初年(1368年)在今兰州西北建成的镇远黄河浮桥,是明清时期镇守河西走廊、连通西凉的重要枢纽,在稳定边陲、促进西北经济社会的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交通要道,必为军事重地。这些浮桥,不仅是重兵把守的要塞,还是敌我双方争夺的重点。以蒲津浮桥为例,楚汉相争之时,魏王豹反汉投楚,刘邦派遣韩信率军平叛,魏豹结集大军于桥畔相对抗。韩信避实就虚,引军从上游渡河伏击,大破魏军,并俘获魏王豹。宋、元之际,蒙古元帅石天应和金守将侯小叔曾在此展开长达8年的拉锯战。蒲津浮桥的架设与焚毁,伴随军事斗争而不断上演。 

  由于黄河浮桥在促进经济社会和国防军事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历代王朝对其无不倍加维修守护。如宋徽宗赵佶曾下诏规定,因失职致使黄河浮桥毁坏的将官被判徒刑2年并发配500公里。宋宣和三年(1121年),负责卫护黄河上天成、圣功两座浮桥的官员就是因为对浮桥修整不力而被降职,失职人员被各打100大板。 

  四、开发漕渠 服务军事 

  黄河漕渠,是黄河流域经济繁荣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赢得军事胜利的关键所在。如鸿沟水系,是战国时期魏国在黄河下游修建的一项著名水利工程。当时,诸侯各国为争夺霸权地位,除军事征战外,非常重要的就是在经济实力上的角逐。魏国为了称霸中原,于魏惠王九年(公元前362年)迁都大梁(今开封市)。大梁地处平原,城北虽有济水,但是水源有限,位置也明显偏北。为改善交通状况,发展经济,富国强兵,从魏惠王十年(公元前361年)开始,用20多年的时间建成了沟通黄河、淮河两大流域的鸿沟水系。黄、淮间这一黄金水道的建成运用,不仅使魏国政治、军事、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原一带的交通航运状况。诸侯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因此而多多受益,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政治历史发展进程。据史书记载,当时一些著名的政治、经济中心,如陶(今山东定陶西北)、临淄、濮阳、阳翟(今河南禹州市)、寿春(今安徽寿县)等都因得益于鸿沟水系,而在较短的时间内快速发展起来。 

  而郑国渠的修建,说起来则十分有趣。公元前246年,秦始皇成为秦国的最高统治者。他顺应国家统一的历史趋势,“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继续推进国家统一的进程。兴建郑国渠,作为秦、韩两国争斗的插曲,不仅充分体现了秦始皇的高超谋略,而且极大地彰显了其政治家、战略家、改革家的魄力。韩国派遣郑国游说秦始皇修渠,本是企图以此引诱秦国把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转移到规模浩大的水利工程建设上,使其无力发动兼并战争,而保其自身的“疲秦之计”。但秦始皇听从了郑国“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的劝告,完成了工程。果然如郑国所言,工程建成后其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很快显示出来。据史载,郑国渠长“三百余里”,流经今泾阳、三原、高陵、富平、蒲城、白水等6县,干渠横跨冶峪水、清峪水、浊峪水、漆沮水(石川河),最终流入洛水,4万顷土地(合今280万亩)得到有效灌溉,而且全部是自流灌溉。“溉舄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石)。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从此,也奠定了关中平原长期作为我国历史上社会、政治、经济中心的地位。到了汉代还曾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来歌颂这一工程:“举锸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华,亿万之口”。 

  魏晋时期,由于长期的分裂割据,开挖漕渠,为战争服务,一时成为开发利用黄河的主题。黄河下游两岸开挖修建的人工运河,史书中有明确记载的就有10条之多。如在曹操当政时,为满足军事需要,曾先后兴修了多项水运工程。“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开挖平虏渠,“引漳水入白沟以通河”等工程的建成运用,为曹操扫平群雄、统一北中国铺平了道路。曹丕和司马懿父子统治时期,在黄、淮间又先后兴建了贾侯渠、讨虏渠、广济渠、淮阳渠、百尺渠等多条渠道。这些漕渠,进一步加强了黄、淮间的沟通和联系,在发展经济、服务军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自此,“每东南有事,大军出征,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从而为晋最终灭吴,统一三国奠定了基础。 

  西晋灭亡后,黄河流域再次陷入分裂和混战之中。东晋王朝和北方的燕、秦等政权,为保证供应,除利用黄河水系和其他天然河道运兵运粮外,还整修和开凿了一些新的漕渠。太和四年(公元369年),东晋将领桓温率军攻燕,为通舟运,开凿了长达150多公里的桓公渎,打通了黄河与济水间的水运通道。太元八年(公元383),秦符坚自长安出发攻晋,80余万秦军“水陆齐进,运漕万艘,自河入石门,达于汝颖”,即从黄河转入汴河进军东南。两军交战于淝水之滨,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当时的秦国能出动船只万艘,沿河、漕分路东下,可见水运规模之大。义熙十二年至十三年(公元416年至417年),刘裕攻打后秦,也是沿着汴渠、黄河进军的。 

  五、屯垦戍边  抵御外患 

  屯垦戍边,是我国历朝历代为保卫边疆而实行的一项基本国策。黄河流域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极为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成为我国最早施行屯垦戍边的主要区域之一。如有着悠久历史的河套平原,就是国人利用黄河水资源戍边屯田的杰作。 

  据有关史书记载,河套平原春秋战国时期还是羌戎所居的游牧地区。秦统一六国后,匈奴在北方边境时有骚扰。为解除边患,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秦派遣大将军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收复了黄河以南地区,今内蒙古河套南鄂尔多斯市一带。此后数年,秦王朝在向西北继续用兵同时,通过修筑城堡、迁民戍边、设置郡县等方式,逐步将这一地区纳入版图,加以稳控,进而达到巩固边防之目的。秦国灭亡后,西北边防失控,戍边者相继离去,匈奴重新占领这一地区。 

  汉武帝时期,打击匈奴,巩固边防,又一次上升为国家战略。元朔二年(公元 127 年)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的十余年间朝廷不仅大规模向西北用兵,还及时在今甘肃、宁夏、内蒙及陕西一线规划设立数十个郡、县,并调动大批军民和物资充实边关,屯垦戍边,稳固边防 

  河套平原属内陆型气候,干旱少雨,土地贫瘠,自然降水难以满足作物生长的需要,农业生产主要依赖人工修渠灌溉。为“稳得住、留得住”移民,开挖灌渠成为开发河套地区的重要措施。汉武帝时,全国出现了兴修水利的高潮,河套平原虽处边陲,水利建设却不减内地。“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河西、西河、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银川平原上的渠光禄渠、七渠、汉渠、尚书渠、御史渠、高渠等,均被认为最早开凿汉代,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据有关研究,当时仅银川平原的有效灌溉面积50万亩,效益相当可观。 

  设置郡县建筑城池,军事屯田、迁民屯田,妥善安置归附匈奴,兴修水利,再加上对移民宽厚、仁政,鼓励“吏民相亲”等一系列措施的实施,不仅稳固了边防,还极大地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数十年间,河套平原就成为西汉王朝的经济重心之一。据有关文献统计,仅朔方、五原两郡人口曾一度占全国总人口的6%左右。经济社会的繁荣景象,可见一斑。 

  明朝是我国历史上屯垦事业最为兴盛的朝代。朝廷在宁夏设河渠提举司,专掌水利,兼收屯粮。洪武三年(1370年),在河州卫指挥使、兼领宁夏卫宁正的组织下,对汉、唐旧渠进行了修复,使数万顷土地恢复了生机。嘉靖时,改为屯田都司,负责疏浚渠道、徭役等屯政。 

  河套平原的开发,在我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素有“黄河百害,唯富一套”、“塞北江南”之美称。一直到今天,河套平原仍然是我国主要的粮食产区之一。 

  六、结语 

  历史地审视黄河军事战略问题,是个悲壮的话题。因为,战争给国人带来了太多的灾难,带来了太多难以抹平的记忆。但历史就是历史,永远不可回避。 

  群雄争霸、王朝更迭、抵御外患都是通过残酷的战争来实现的。 

  一将成名万骨枯。黄河流域人民在享受河之恩赐的同时,也饱受了战争所带来的灾难。无论是春秋战国的诸侯争霸,还是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的分裂、混战,以及一次次撼动封建王朝根基的农民起义,黄河流域人民都是最大受害者。黄河流域的军事战略地位,也正是在这一次次战争中凸显出来的。 

  而宋以后,黄河流域渐渐失去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除黄河下游灾害日趋加重等因素外,也与域内战争的频频发生有关。 

  九曲黄河、跌宕万里,贯穿古今历史,滋养生灵万物,是一条令人崇敬的母亲之河、生命之河。今天,黄河以占全国2%的河川径流量,养育了全国12%的人口,灌溉了全国15%的耕地,创造了全国14%的国内生产总值,为流域乃至全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提供了动力源泉,仍有着不可撼动的、重要的战略地位。 

    


发布时间:2017年0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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